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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讨论了文学史写作本身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位置，以及作为现代学术规范组成之一，其产生的过程及实践中涉及的各种关键概念，比如分期、与历史写作的关系，对于家国认同的强化，还有中国的文学研究语境下特殊的一些议题，比如文学性、个人性、日常生活等。通过分析文学史本身的建构性，作者也解释现代学术体制的建构性。正如作者在阐述中不仅仅借助了文学领域的知识资源，还广泛涉及文化史和当代哲学，这本书的启发意义也不限于文学专业，而是对理解普遍的人文学科的现代建制都有帮助。

目 录

导 论 “知识考古/谱系学”视阈中的文学史问题1

**节 从“重写文学史”到“知识考古学”与“知识谱系学”2

第二节 “知识”与“文学性”14

第三节 “知识化”与“价值评判”23

**章 “文学史”与“历史”31

**节 “历史”之建构33

第二节 “历史”宰制下的“中国文学史”写作45

第三节 “历史”宰制下的“中国新（现代）文学史”写作69

第二章 “文学史”与“制度”106

**节 制度转换：从“天下中国”到“民族国家”112

第二节 “文学史”的功能125

第三节 制度规约下的“文学史”写作137

第三章 “反文学史”命题150

**节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151

第二节 没有“现代文学”，何来“古代文学” 170

第三节 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 179

第四章 “左翼文学”的“现代性”191

**节 没有“五四文学”，何来“左翼文学” 198

第二节 道德批判与知识反省——以巴金《随想录》为例219

第五章 几个“关键词”267

**节 “文学性”268

第二节 “个人性”281

第三节 “日常生活”295

第六章 “中国问题”、“中国方法”与“中国性”315

**节 民族国家框架中的文化认同318

第二节 “国学”即“西学”333

第三节 “普遍性”与“特殊性”347

第四节 “中国性”及其“中国的现代性”362

结 语 文学的“内”与“外”374

2006年版后记393

2018年版后记395

李杨，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专著有《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光晕——文化政治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即出）等。编著有《读电影——经典艺术电影》《读电影——**艺术电影》《深圳新文学大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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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并不是文化传统创造了民族国家，而是民族国家创造了文化传统。或者说，是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创造出“传统”。民族国家认同需要传统的支持，因此，必须把“传统”创造出来。政治需要有文化的依据并得到文化的支援，但文化并不能随时随地创造，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因此民族国家总要回到历史中去寻根。现代国家政治的民族性、文化性依据只能通过学术活动到历史中去发掘，才能制造出个同一的，从远古进化到现代并且通向未来的共同体。但散落在历史深处的文化并不天然地就是这种能符合现代需要的“传统”，它需要学者们根据现代的要求重新发掘、阐释、整理和转换，并最终能够将“传统”同一化和本质化，才能真正为建构现代民族的象征符号提供重要文本。

当文学史推出自己的经典之后，通过教育的手段，这些经典反过来也规定和制约了文学作品的阅读方式，而文学史对经典的解读，也通过教育体制而被一再复制，变成对经典的“经典性阐释”。结果是，文学史在确立经典的过程中，同时也制造了一套特殊的对经典的诠释话语。而对经典的阐释，其重要性决不在经典的确立之下。这就是经典的权威，也是文学史和文学史家的“权力”，经典的建立也就成为一个充满权力争斗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把“文学史”视魏知识和权力联盟的一种形式。

“现代化”是在“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框架中确立起来的一个概念，现代化理论倾向于把现代社会的成长一一也就是从“传统”到“现代”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而“现代性”则把这一过程和关于这一过程的话语当成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加以反思。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今天面对的就不是“历史”，而是以历史观念一一准确地说，是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西方历史观剪裁、组织中国“历史”的过程，是一种对历史的“写作”。而“文学史”，则相应地成为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西方文学史观剪裁、组织中国文学的过程。

最形象地预示“个人”与“民族国家”内在关系的五四文学作品莫过于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小说写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和感受。主人公是一个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并最终发现了自我的多愁善感的典型的新青年，无法忍受异国的压抑生活，最终蹈海自尽。海之前，主人公悲愤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样的结尾，在许多不了解历史语境的读者眼中难免有些不伦不类。因为小说本来一直写的是青春期的压抑，是个体的生理一一心理危机，结尾却简单而且牵强地把小说主题提升到爱国主义和政治层面，所以许多评论家认为小说在意识形态上是分裂的。这样的评论显然过于拘泥于“小说的常识”。郁达夫的这部小说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寓言，它揭示了被现代性“发明”出来的个人“荷戟独彷徨”的窘境。“新文学”把“个人”发明出来，是为民族国家认同服务的，“个人”根本无法独立存在，“个人”如果不尽快在民族国家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就始终只能是示路可走、无所归依的“零余者”，像鲁迅笔下的子君，“不是堕落，就是回家”唱。一或许还有第三条路，那是蹈海自尽。由发明了“自我”的郁达夫来亲手毁掉这个“自我”，其实极具象征意义。郁达夫的小说以暴露“自我”闻名，暴露是“发现”，也是“发明”，常常表现破碎的、无目的以及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旅程中的“零余者”。这个带有作家自恋的形象刚刚诞生的时候的确带有一种时代赋予的破茧而出的美感，不过，这种“自我”注定是个短命鬼，《沉沦》中蹈海自尽的又何尝不是那个刚刚出生的“自我”，这个“个人”刚一出生就死掉了。

因此，如果坚持在“文学”之内进行文学研究，也就意味着研究者首先接受了这个关于文学特性的现代性的知识预设。而知识考古学则试图把这个预设当成一个间题，当成一个在历史中产生出来的概念。这些“非文学”的概念不仅为我们理解、表述“文学”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更重要的还是为“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保证。一一也就是说，是它们使“文学”变成了“文学”。因此，我们可以承认这不是“文学”的讨论，但却不能否认它是“关于文学”的讨论。

编辑推荐

作者从文学史相关的数个议题入手，深入浅出地说明了文学史作为现代性装置的建构性。

书籍介绍

本书跳出“重写文学史”的怪圈，将文学史问题置于“知识考古/谱系学”的视域，其关注重心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构造“历史本身”的解释、工具和方法。通过探询各种以“文学”或“文学史”为名的话语之所以产生的条件，追问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是在哪些潜在的框架中展开的。

正如作者在阐述中不仅仅借助了文学领域的知识资源，还广泛涉及文化史和当代哲学，这本书的启发意义也不限于文学专业，而是对理解普遍的人文学科的现代建制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