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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叙述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与苏联女专家卡杰琳娜·斯密尔诺娃相爱、分离、重逢的故事。一九五五年，我到纺织厂担任共青团委书记，苏联列宁格勒红十月纺织厂对口援华，派来了女专家卡杰琳娜·斯密尔诺娃担任我厂的副总工艺师。直到一九九一，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的歌声，歌声是对历史的重温，对记忆的珍重，是爱情与人生的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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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祖籍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高中肄业。十四岁参加地下党组织。十九岁开始《青春万岁》的写作。二十一岁发表引起重大反响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二十九岁赴新疆，曾任自治区文联编辑、翻译及农村人民公社副大队长。后来又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文化部部长。著有《王蒙文集》四十五卷。获得过茅盾文学奖、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并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与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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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秋莎》是我的少年，是我的早恋，是我的十二岁。解放前我就会唱这首歌了，我喜欢这个歌的歌词段的后一句：“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有一个歌不曾怎么流行，它唱道：

我们大家，都是熔铁匠。

锻炼着幸福的钥匙，

让我们举起，高高地举起，

打呀打呀打……

它和“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和《华沙工人歌》一样，是我的少共青春，是我的加入地下党，是我的十四岁。

有一支歌叫作什么来着？它唱：“联队光荣，骑马越过草原，越过了森林还有山和谷，”它唱：“联队光荣，你呀你该骄矜，”后归结为：“我们的将军，就是伏罗希洛夫，从前的工人，今天做委员。”我唱着这个歌迎接了新中国的成立。

而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爱唱的苏联歌曲是：“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此外应该提到《太阳落山》：“太阳落在山的后面，在河滩上升起薄雾炊烟……”它是我的十六岁。

我还要特别提到那些歌唱斯大林的歌：“阳光普照美丽的祖国原野”“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鹰在飞翔”“我们辽阔的大地日新月异，更充满了自由美丽……”这是我结结实实的大革其命的青年时代的证明，是我的共青团干部生涯的标志，是我政治上自以为优越于许多人的证明，唱这些歌的时候我周身温热，自以为是在拯救全世界，创造全世界。对了，那时我走向十八岁。

在我十九岁的时候国家宣布进入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我开始热衷于体味生活的美好，它的代表歌曲是诗剧《卓娅》的主题歌：《蓝色的星》。事后再想，这个歌过于软绵绵了。

二十一岁的时候我爱唱《小路》和几首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人演唱的歌。一个是《快乐的风》：“唱个歌儿给我听吧，快乐的风啊……”请想想，哪里还有这样美好的歌诗，连风都是快乐的。再一个歌是：“我的歌声飞过海洋，爱人呀别悲伤，国家派我们到海外，要掀起惊天风浪。”第二段是：“不怕狂风不怕巨浪……因为我们船上有个/年轻勇敢的船长。”

不是百无聊赖，不是花花草草，不是摇臀摆腰，哪个二十一岁的青年人唱过这样好的歌？

《纺织姑娘》是我的二十二岁，是我的爱情与人生交响乐的乐章，是我的生命的个大潮涨满。是我从金色的幻梦进入人生的开始。

与别人不同，《莫斯科近郊的傍晚》确实曾经给我带来傍晚的情绪。那时还有费奥多洛娃五姐妹的访华，她们的代表唱是《田野静悄悄》，还有《山楂树》。这些歌似乎都是表达黄昏情绪的。

到了六十年代，我的青年时代与苏联歌曲的流行一同结束。

包括苏联国歌，我也很喜欢，尽管在所谓《萧斯塔柯维奇回忆录》里它被嘲笑了一个溜够。歌中唱道：

俄罗斯联合各自由盟员共和国，

结成永远不可摧毁的联盟。

呵，我们的祖国，

呵，她的光荣永无疆，

各民族友爱的团结坚强……

我要为我所喜爱的苏联歌曲修建一座纪念牌牌是谦虚，而并非碑的别字。

一

上个千年的后几年，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俄罗斯总领事馆附近，开了一家俄式西餐馆。对于它的烹调我不想多说什么，反正怎么吃也已经吃不出五十年代专门去北京新落成的苏联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吃两元五角的份饭（现在叫套餐）的那个香味来了。那时的苏联份饭便宜的是一元五角，贵的是五元。到了五元，就有红鱼子沙拉或蟹肉沙拉，有莫斯科红菜汤或乌克兰红菜汤，有基辅黄油鸡卷或者烤大马哈鱼，有果酱煎饼或者奶油花蛋糕或者水果沙拉，后又有冰激凌又有咖啡了。而且冰激凌和咖啡都是放在银托镂花餐具里的。银子似灰似白，似明似暗，有一种自信和大家风度。服务员是戴着民族帽饰穿着连衣裙的俄罗斯姑娘，人人都长得丰满厚实，轮廓分明，让你觉得有了她们生活变得何等的充足结实!那时候管年轻女子叫“姑娘”，而现在都叫小姐，到了我国西北地区则至今还叫丫头。也许还应该啰唆几句，莫斯科餐厅的柱子上是六角形雪花与长长的松鼠尾巴的图案。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进这个厅，激动得就想哭一场。其实进这个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几乎每一顿饭都是供不应求，要先领号，然后在餐厅前面的铺着豪华的地毯摆着十七世纪式样的大硬背紫天鹅绒沙发的候吃室里等候叫号。甚至坐在那里等叫号也觉得荣幸享受如同上了天，除了名称与莫斯科融为一体的这家餐厅，除了做伟大的苏联饮食的这家餐厅，哪儿还有这么高级的候吃的地方!而等坐下来接受俄罗斯小姐不，一定要说是俄罗斯姑娘的服务的时候，我只觉得我是世界上幸福的人，我只觉得革命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我只觉得人间天堂已经归属于我这一代人了。

而到了二十世纪末才在这个沿江城市开业的所谓俄式西餐馆却使我始终感到疑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它是一所不算太大的房子，原来是山货店，又名日用杂品店，简称“日杂”店。很多坏小子包括喜爱读陕西作家作品的读者对“日杂”这个简称想入低级下流。它现在在房顶上挂了好几块粗帆布，像是船帆横悬头上。门里又分了几个区域，往里搭得略高，分成三处，像是剧场里的包厢，桌子都是长方形的，适合六个人以上的聚餐或是宴请。厅堂本身是几个大小不一的散桌，莫名其妙地弄了几个木头墩子，横着锯开磨光，也算是桌台。这些桌台围着一个表演区，一圈红红绿绿闪闪烁烁的灯光和两个小小的聚光灯。表演区前一块不大的空地算是舞池，偶尔有一两对男女在这里随歌随乐起舞。再往右拐，又搭高了，然而不是包厢，而是高处的几个方桌。进门处洼，我称之为门池，我是受乐池的启发而给它命名的。幽暗的灯光下，若不是墙上挂着几张画着白桦树和伏尔加河的镶在镜框里的油画，我根本想不到这是一个俄式餐馆。

它的红菜汤稀薄寡淡，它的中亚细亚串烤羊肉胡烟辣臭还不如新疆烤的，它的伏特加带有一种男人不能容忍之轻，它甜不唧唧的，它的奶油杂拌黏黏糊糊。然而餐厅的小姐告诉我，他们的大厨是地道的俄罗斯外籍劳工。它的格瓦斯还能唤起一点五十年代中苏友好的记忆，有酵母味，有蜂蜜味，有面包味，更有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的味儿。

那时候是这样唱的：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

地上开红花呀。

中苏人民力量大，

打败了美国兵啊。

中苏人民团结紧，

把帝国主义连根拔

（那个）连根拔!

说到这里我有一点疑惑，也许歌词是“中朝人民力量大”，当时朝鲜半岛正在浴血奋战。但是这首歌同时歌颂了中苏友好，怎么歌颂的呢？

有一点是无疑的，这儿有一个来自俄国的小乐队，三个男的一个女的，演奏电子琴、电吉他、打击乐器，更主要的是女士的唱歌。她的歌曲分两部分，晚九点以前，她主要唱中国顾客熟悉的五十年代在中国流行过的俄国歌曲：每晚必有《喀秋莎》，必有《红莓花儿开》，必有《山楂树》，有时候还有《海港之夜》（不是苏小明唱红过的《军港之夜》）和《灯光》。《灯光》原来流行的版本似乎应该是格拉祖诺夫演唱的，描写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一位红军战士出发上前线前夕，从窗口看到自己心爱的姑娘房间里的灯光。我说那叫响亮的深情，他唱得几乎与帕瓦罗蒂一样响亮，当然，他的声音比帕瓦罗蒂单薄，但又比帕瓦罗蒂更委婉、多情、梦魂萦绕、忧郁甚至哀伤。我的印象是俄罗斯的男高音比意大利的要柔软些，我相信俄罗斯的历程里虽然有许多粗犷，乃至有一种残酷，但本质上他们是温情和浪漫的。

餐厅里的演唱到十点三十分会有一个休息，过去我只说是“休息”，现在我特别愿意用英语break，就是说那是一个中断，甚至于用洋泾浜译法，那是一个“弄伤”“破坏”“致残”“损坏”。为什么休息里包含有这样负面的含意，我不知道。

在一个十几分钟的中断以后，女歌手换上了袒露肩背的黑色夜礼服，开始用一种绵绵连连的调子唱俄罗斯的摩登流行歌曲，前几年布加乔娃(Пугачёва）唱过的歌曲。从前布加乔夫（Пугачёв）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里描写过他，电影《斯维尔德洛夫》的插曲里也歌唱过他。后来，同名女子是苏维埃后年代的一个走红女歌星。这是一种美丽的呻吟，幸福而又忧伤，亲近而又迷茫，让你感动却又让你躲避。不，你本来不是这样或者应该是，呵，原来你是这样!

如果是新新的女男作家，他们会干脆形容这种新新式流行歌曲是一种发情的声音，是求偶，是叫春，是对于抚摸和进入的期待，是性这个伟大的廉价的无所不在之神明终于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崭新纪元的征兆。而我，宁愿把性扩展到万有，愿意从性到世界，愿意以对万有的描写来表达性的吸引性的魅力，而不是把万有理解为性，把万有缩入男男女女的内裤。我愿意将性变成诗而不是将诗变成性的器官操作；我宁愿形容这歌声是普度的春光，是赋予世间万物以生命的魅力、性别的魅力的和风细雨，是一层温柔和煦的光，照耀着与融化着人们的心。

闲言少叙，这个餐馆命名为“喀秋莎餐厅”，这个命名实在太好了，有这个命名它的生意肯定是蒸蒸日上。我每次去吃饭都首先是为了喀秋莎这个名字，为了这段歌曲和这歌曲代表的那个年代。

二

这便要说起我们的主题曲，不是主题也不是主旋律，而是主题歌曲《纺织姑娘》。这有点复杂，有点败笔，说着说着《喀秋莎》忽然变成了《纺织姑娘》。有什么办法呢，我在这篇小说里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苏联歌曲已经无力处理和协调它们。在生活和历史的庞杂面前，讲究结构和可读性的文学常常无计可施。这里我说的《纺织姑娘》，并不是早先几年我如痴如狂地学会的苏联歌曲之一，早年间学的是《喀秋莎》， 是《斯大林颂》，是《祖国进行曲》，是《你从前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纺织姑娘》的歌曲正式介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是在一九五六年冬天，那时斯大林早已去世，匈牙利事件与波兰事件刚刚发生，中苏友好已经盛极而衰，苏联在中国青年的心目中已经开始掉价，在一层层地蜕掉那耀眼的表皮。这时，在一期《歌曲》杂志上，发表了易唱易记的俄罗斯民歌《纺织姑娘》，中文译词是这样的：

在那矮小屋～里，

灯火闪～着光—，

年轻的纺织姑～娘，

坐～在窗～旁。

年轻的纺—织姑～娘，

坐—在窗～旁。

这里的符号“—”代表声音的拉长，“～”代表声音的“拐弯”。头一句“纺织姑娘”唱得那样亲切质朴深情，也许我要说它唱得谨慎而且忧愁，平和而又深挚。它让我觉得纺织姑娘是生活在草原那边，在一排排桦树林那边，在世界上深的湖贝加尔湖那边。歌声是从远方传来，歌声穿过了湖泊，穿过了桦树丛，穿过了草地，穿过了西伯利亚的狂风才传到中国来的；下一句“纺织姑娘”回应着，喊叫着，激昂着，我好像看见了纺织姑娘在纺车前突然昂起了头，突然热泪如注，也许她甚至抓住了自己的胸口。而且我要说她是痛苦地向世界宣告着。宣告什么？宣告有一位纺织姑娘坐在窗旁？这能比宣告十月革命或者法西斯德国入侵或者苏共二十大揭出的事实更郑重吗？她是受的什么伤？为什么唱得要这样荡气回肠，升天入地？痛苦的俄罗斯!啊，露西亚!

就在我自己看着简谱唱起这个歌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被这个极其简单的歌打动了，我感动于俄罗斯的情，俄罗斯的纯，俄罗斯的傻我为什么觉得俄罗斯人怪傻的？我答不上来俄罗斯的忧伤。

我唱这个歌的时候哭了，我想起原先我大概已经听过这个歌儿和这个曲调了，这个故事下面再讲。我想我永远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人民，斯大林错杀了许多人也好，赫鲁晓夫胡说八道也好，《青年近卫军》的作者开枪自杀也好，西方国家骂它个狗血喷头也好，它的先进技术搞得都是傻大顸粗的玩艺也好，反正它的歌太好听了。一个唱着这样纯洁和激情的歌曲的民族永远是可爱的，我永远爱它。甚至它的缺点它的商品的不好看不像样子也让我心疼如心疼那个忧郁的纺织姑娘。如果那个姑娘是自由幸运的新新人类，是三围合乎标准的时装模特儿或者上过《花花公子》封面的性感明星，如果她当选过一个州一个市一个国乃至一个地球的小姐，如果她想吸毒就吸毒，想泡吧就泡吧，想做爱就做爱，想被骚扰就被骚扰，想同性恋就同性恋，想旅游就绕地球，特别是如果她想发财就大发其财拍一个好莱坞经典片就几千万硬通货美元而不是不值钱的备受歧视冷落的卢布进入腰包……你说，我还敢爱她吗？

三

主题歌是《纺织姑娘》，序曲是《喀秋莎》。

《喀秋莎》是吕明教给我唱的。那是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十二岁，初中二年级，吕明则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我因为年岁小，又刚刚参加了全市中学生讲演比赛并且获得了名次，在校内小有名声。而吕明是这所学校的垒球队的出色球员其实未必是他的球艺特别好，当然他的球艺也过得去，主要是他胖乎乎，小矮个，一脸笑容，灵活欢乐，不论赢了输了，他的喜兴娃娃的体面的叫作宠辱无惊的神态总能赢得众人的心。他像个小小的欢喜佛，我不是用欢喜佛的原意，而是用它字面上的意思。总之我们两人一大一小，在学校里也算人三人四还到不了人五人六。这天下午，我在操场站着，周围没有别人为什么在操场站立？为什么周围无人？我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他问我：“你在看些什么书？”而我的回答集中在一点，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的回答是：“我现在思想‘左’倾!”

而吕明恰恰是地下共产党员。

有一次我与一个只比我小一岁的同样在一九五七年受过挫折的小说家一起与外国专家座谈。我说到，在人民革命的过程中，中国一大批作家是受左翼思潮的影响的，是“左”倾的，悲剧在于革命胜利之后，拥戴革命的“左”倾的作家却遭遇了许多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难以置信的试炼。我的同行立即说，他从来没有“左”倾过。只差一岁，他就根本不知道“左”倾的原初含义了，我又怎么当着外国人的面给他讲中国革命史呢？吃不开喽，难以沟通啦。

何况别人？

吕明于是狂热地开始了对我的共产主义启蒙教育。与此同时，他给了我一纸歌篇儿：《喀秋莎》。

“拉西多西多多西拉西米”，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调式，这是一种切入，我那时会唱的是《满江红》，是黄自和贺绿汀，是《可怜的秋香》直到《少年的我》，是没完没了的多瑞米骚。这时来了诉说一样的“法法米瑞米拉”，来了含泪含笑的“西瑞多西拉”，一家伙就伸到心里去了；至于它那充满青春魅力的跳动的节奏，更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真是另一个世界，另类作曲家。

另类另类另类，没有比青年人更喜欢着期盼着另类的啦。而那歌词也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想到过的：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柔曼的轻纱什么叫柔曼呀，另类得一塌糊涂!走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我的天!而这新奇中的新奇，纯美中的纯美，迷人中的迷人，是她，是喀秋莎!歌声就是春光，春光就是歌声，歌声就是万物的萌动，歌声就是冰雪消融，草儿返青，花儿渐放，燕归梁上。听惯了“美珠”“淑兰”“玉凤”“秀云”以及桃呀杏呀香呀艳呀花呀月呀的女人名字之后，听多了拾玉镯、待月西厢下、人面桃花相映红、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故事之后，你听到了一个歌声如春光的姑娘叫作喀秋莎，而且她护佑着的是世界上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的“左”倾红色战士……你怎么能不喜泪盈面，如浴清泉，如沐清风，如饮甘露，如获得了新的生命!

我已经十二岁，我已经沉醉于春光、歌声、梨花、河岸、战士、苏联和共产主义，而所有这些如今被一些轻狂小子笼统地无知地称为嘛行子（行读航）意识形态。这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呀，这是春光一样的激情和梦想，人群和运动，独立和自由，它集中体现在喀秋莎的名字和音乐形象上。我相信，我如同见到，喀秋莎健康而又光明，忠诚而又快乐，多情而又素雅，她在山坡上在河岸上在春光里奔跑着跳动着，她的胳臂和腿迅速地摆动着。她的基本色调是洁白，梨花，轻纱，都是白的，我看见了一个活泼勇敢如白玉之无瑕的俄罗斯姑娘，她就是喀秋莎!

我相信她就是我的梦，我的爱情，我的幸福，我的需要，呵，我的伟大的意识形态!我感到了血液在身体里涌流，我感到了心跳的加速，我感到了感情的沉醉，我感到了诗一样的美丽。从那时开始，我的情人就是苏联，就是俄罗斯，就是喀秋莎，就是贝加尔湖，就是顿河，就是白桦树和草原，就是屠格涅夫的丽莎和叶莲娜，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和安东诺夫《个职务》中的尼娜。后来我想，喀秋莎应该是苏联电影《攻克柏林》中娜塔莎的妹妹，因为我心目中的喀秋莎比娜塔莎年轻，而与娜塔莎一样地健康、清丽和纯洁。我不是柏拉图，不是修士更不是小和尚，但是我的青春我的春光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从乳房、屁股、汗和其他分泌物及阳具的膨胀上体现的，它是从革命、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文学、从诗、从星空、梨花、河岸、雾与歌声来感知的，我为此感到快乐，当然无怨无悔。无怨无悔，这其实是一个万古长青的青春口号生命口号，与历史评判无关，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无关，与自我忏悔或忿忿然要求旁人忏悔更无瓜葛。如果选择柏拉图和种公猪，如果选择革命者和老腐败，我当然宁愿都选择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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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新新的女男作家，他们会干脆形容这种新新式流行歌曲是一种发情的声音，是求偶，是叫春，是对于抚摸和进入的期待，是性这个伟大的廉价的无所不在之神明终于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崭新纪元的征兆。而我，宁愿把性扩展到万有，愿意从性到世界，愿意以对万有的描写来表达性的吸引性的魅力，而不是把万有理解为性，把万有缩入男男女女的内裤。我愿意将性变成诗而不是将诗变成性的器官操作；我宁愿形容这歌声是普度的春光，是赋予世间万物以生命的魅力、性别的魅力的和风细雨，是一层温柔和煦的光，照耀着与融化着人们的心。

闲言少叙，这个餐馆命名为“喀秋莎餐”，这个命名实在太好了，有这个命名它的生意肯定是蒸蒸日上。我每次去吃饭都首先是为了喀秋莎这个名字，为了这段歌曲和这歌曲代表的那个年代。

讲话内容慢慢地从记忆中淡薄了。但是我忘不掉她进入会议室时穿的那件灰呢大衣。那种大衣不是遮蔽而是凸显了这位苏联大龄姑娘的身材，那种大衣有一种古典的高雅。她的头上还扎着一块毛绒绒的黄底黑花头巾，扎头巾当然已经过时，我要说的正是那种过时的美，她的青春，她的国家，她的命运，注定了不久就要过时了。她是一个正在过时的好人，匆匆过时正是生命的诱人之处，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一切美丽一切魅力都依存于一定的时间，一切美丽都含有种逼近的衰微，一种对转瞬即逝的美好的留恋和忧伤。所以说，美总是楚楚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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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王蒙的思想，既传统又现代，既驳杂又果决。青春年代的经验、记忆和思考，贯穿着他的写作史，他的语态和神思中，也一直活跃着一个不安的灵魂。时代的印痕强大而不容修改，但我们又常常在王蒙滔滔不绝的辨析与反诘中，找到重新理解历史的缝隙。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