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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八月》是第一部关于印巴之争这个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棘手的冲突之一的权威历史著作。

1947年8月，英属印度分裂为独立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时，正值集体大屠杀，一方是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徒，另一方是穆斯林，超过75万人被屠杀，1200万人逃离家园越过新边境寻求庇护。然而，那个8月似乎至今仍未结束。

在《漫长的八月》中，著名历史学家迪利普•希罗对印巴关系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追溯了导致次大陆分裂的里程碑式事件，以及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有争议关系的演变。而且时至今日，争端仍难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克什米尔控制线仍是世界上防御最严的边境。

自分治以来，印巴之间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危机，包括1971年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成立孟加拉国；以及印巴双方获得核武器，导致1999年和2002年几乎不可避免的对抗。希罗不仅记录了印巴两国与美国及苏联的关系，还记录了他们与中国、以色列和阿富汗的关系，充分证明了印巴冲突的地缘政治重要性。

这些线索，在希罗的笔下编织成了清晰的叙事，充满了丰富多彩的领导人传记，对战争、耸人听闻的暗杀、侵犯人权之举的生动描述，也穿插着像板球比赛、电影、电视剧这样的文化符号，是将印巴之间关系第一次放大观察的勇敢尝试。

序

引  言  

第一章  当时髦先生遇上圣雄甘地

第二章  甘地的原罪：将宗教注入政治

第三章  “两个民族”理论：分治前奏

第四章  不断高涨的暴力浪潮

第五章  浴血而生

第六章  战争中的双胞胎

第七章  渐行渐远

第八章  尼赫鲁的“前进政策”：走得太远了

第九章  夏斯特里的最高命令：巴基斯坦噩梦成真

第十章  英迪拉·甘地扼杀两个民族理论

第十一章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西巴基斯坦的救星

第十二章  伊斯兰分子、发展原子弹的齐亚·哈克

第十三章  拉吉夫—贝娜齐尔的友好关系结束

第十四章  核俱乐部大门轰然倒塌

第十五章  穆沙拉夫在美国的压力下低头

第十六章  针锋相对的核武双胞胎

第十七章  曼莫汉·辛格变化多端的对话者

第十八章  争夺喀布尔

第十九章  共享文化，商业兴起

第二十章  概述与结论

结语

特别推荐参考文献

迪利普·希罗（Dilip Hiro）是世界上研究中东、中亚和南亚以及伊斯兰事务的顶尖专家之一，在这些领域迄今出版了34本著作。与此同时，他也为《纽约时报》《卫报》《观察家报》《国家报》和《洛杉矶时报》以及Salon、TomDispatch和YaleGlobal撰稿，并且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和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的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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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国大党将为自己的傲慢之举付出高昂的代价。在以次大陆分治而告终的这段叙述中，1937年7月对穆斯林联盟的友好姿态的拒绝一事将被视为第二个里程碑，此前的一个里程碑可以追溯到1928年12月，当时国大党在加尔各答的会议上，真纳的提议遭到了拒绝。”

印度高层官员热衷于不惜一切代价打击恐怖主义，却忽略了一个逻辑问题，即恐怖主义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德里的顽固，克什米尔争端持续了60多年依然无解。”

编辑推荐

印度是中国的一大邻国，了解印度的潜力和问题，对中国的发展计划很重要。

一段盘根错节的历史，在作者笔下化作丰富多彩的领导人传记，对战争、耸人听闻的暗杀、侵犯人权之举的生动描述。

第一部关于印巴之争这个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棘手的冲突之一的权威历史著作。

书摘插图

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印度于1990年代中期开始沿克什米尔控制线设置围栏，但由于巴基斯坦的炮击和开火而停止，其原因在于巴方一直反对改变现状。印度2001年恢复该项目，并于2004年9月完成。最终，形成了一道375英里长的巨大屏障，覆盖了查谟178英里的边界和克什米尔197英里的边界，穿过干旱的土地、绿色的牧场和山谷、树木繁茂的丘陵及蜿蜒崎岖的山脉。

    这个屏障着实令人望而生畏。它由双排12英尺高的铁丝网组成，两排之间的地方布满了成千上万的地雷。在一些地点，围栏配备了热成像设备和运动传感器，以及内置的警报和照明系统，以警告来自巴控克什米尔的渗透部队。只有海拔最高的地区——从10764英尺的卡吉尔到18875英尺的锡亚琴冰川这段88英里长的冰川——没有设防。围栏的总成本高达16.2亿卢比(约合3.24亿美元)，等于每英里要花86.4万美元，堪称天文数字。

    围栏并没有严格地沿克什米尔控制线修建，在印控领土内，它离控制线大约150码到1英里，于是创造了一个无人区。而且，由于这个区域里散布着一些农田与村庄，时而有士兵和平民在这里遇害，以致德里和伊斯兰堡激烈地指责彼此，反咬对方。

    然而，在一些地区，围栏会穿过农场或果园。比如图塞夫•巴特那块7英亩的土地就是这样，它位于印控克什米尔的班迪波拉地区，就在风景秀丽的同名山谷的古雷兹附近。“围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巴特对记者阿萨•帕瓦伊兹说，“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走几公里从一个过境点到对面去，只为探望某个邻居，这个邻居住得可能离围栏那一侧不远，在这侧喊一声都能听见。”

    尽管最近一次的停火协议于2003年11月签署，克什米尔控制线沿线也筑有防御工事，但巴基斯坦管辖的地区仍然有人员一而再地零星渗透进古雷兹山谷。在有着3.5万人口的古雷兹镇，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附近都建有防空洞，证明了当时炮兵部队沿控制线交火是一种常态。目前，镇上居民担心的是农业和畜牧业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即使没有枪声，但在围栏和控制线之间的地区放牧时，牛群会漫步到巴基斯坦一侧，再也回不来了。” 巴特的邻居拉希德•隆对记者帕瓦伊兹说。巴特也证实了这一点。“2011年7月，我所在的布达普村就有85头牛不见了，至少价值5万美元，”他说，“我们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已经要求当局帮我们找回这些牲口或赔偿我们。”

    因此，没有人会从印控克什米尔的夏季首府斯利那加或冬季首府查谟乘大巴到克什米尔控制线来个一日游。最穷追猛打的印度记者能独自到达的最接近该屏障的地方是乌里，一个三面环山的小镇，离控制线大约2英里。从边境重镇巴拉穆拉去乌里镇，出租车要走21英里，途中会穿过一个个绿色山谷和8200英尺高的山脉，那里距离斯利那加有35英里。抵达此地的人会发现安置点里挤满了警察和线人，因为它坐落在一个到处是分离主义武装分子的地区。印方一侧部署了40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伞兵。由于一直担心印度的入侵，巴基斯坦将其61万兵力中的三分之二部署在控制线沿线。乔治•W.布什政府和巴拉克•奥巴马政府一再向伊斯兰堡请求增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部落地区荒地的部队，通过减少在克什米尔的军事部署来帮助镇压阿富汗塔利班，但均未得到回应。巴基斯坦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在2002年1月时发表过声明，称“克什米尔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此话至今仍然掷地有声。当时，70万印度士兵和30万巴基斯坦士兵在控制线上对峙，高度戒备状态持续了整整一年。

    在1947年8月印巴两国建立主权国家后的几个月里，在克什米尔发生的冲突使得两国关系恶化。巴基斯坦政府不肯眼睁睁地看着英属印度

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最终成为印度教主导的印度的一部分。这场冲突持续了近70年，其核心在于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长期不可调和的关系。

                                不和的历史根源

    印度教为多神教，以偶像崇拜为中心。伊斯兰教是一神教，禁止雕刻图像。亚伯拉罕开始破坏偶像，穆罕默德在麦加亦是如此。印度教教徒崇拜男神和女神的偶像，他们相信轮回，认为永恒的精神以不同的物质形态在一个无尽的周期内生、死和重生。穆斯林相信，来世他们将在审判日受到安拉的审判，而唯有安拉知道哪一天是审判日。种姓是印度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伊斯兰教中却没有成圣。

    在印度次大陆，印度教教徒—穆斯林的对立已有长达8个世纪的历史。1192年，阿富汗军队的穆罕默德•戈里在日出前的一次突然袭击中，在德里附近击败了信仰印度教的皇帝普里斯维•拉杰麾下令人生畏的拉其普特军队，建立了德里苏丹国，并将领地覆盖到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1526年，德里苏丹国遭到扎希鲁丁•穆罕默德•巴布尔的围困，后者是当时喀布尔的统治者，还建立了莫卧儿王朝。1807年，该国让位于英属印度。

    与这个次大陆之前的外国统治者不同，作为东印度贸易公司的定期合同雇员而从海路抵达的英国人来自一个岛屿，其独特身份使他们可以在服完役后回归家园。他们的阿富汗和莫卧儿王朝先辈则不是这样，那些人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定居下来，成为土著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1807年，穆斯林占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大多是无种姓的贱民和低等级种姓的印度教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原来的阿富汗和莫卧儿王朝的少数统治精英则居于社会顶层。在占压倒性多数的印度农村，穆斯林住在主要村庄之外的小村落，有自己的水井。在城镇，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自愿住在不同的社区。

    两个社群之间的社交往来很少，也不通婚。就大众层面来说，共同的摩擦点集中在印度教对牛的崇敬以及穆斯林出于宗教信仰对猪及猪肉的极其厌恶上。自公元4世纪以来，在印度教王国，杀牛被认为是死罪。为报复穆斯林屠宰牛的行为，死硬的印度教教徒在清真寺入口处偷偷放置猪头或死猪，或者在祈祷期间于清真寺外播放音乐或演乐，以此亵渎清真寺。

    英国统治时期，实行统治的少数白人基督徒与被征服的占多数的印度人之间出现了种族隔离，引起当地人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普遍不满。这种情绪主导了1885年成立于孟买的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以下简称“国大党”），后者提出了一个温和的要求，即希望“扩大政府，让人民在其中享有适当和合法的比例”。

    总的来说，由于帝国落入英国之手，穆斯林精英们气愤难当，拒绝接受他们落差巨大的现状。而上层种姓的印度教教徒的情况恰恰相反。往日里，他们已经适应了外国统治的现实，学习穆斯林王朝7个世纪以来的宫廷语言波斯语，以治国理政。随着英国统治时期的到来，他们转而掌握了英语。如此，印度教教徒中催生出一个受过英语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相比之下，穆斯林仍然分为文盲的农民和富有的贵族地主两个极端。

    穆斯林贵族中也有少数人适应了新的社会现实。其中最著名的是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爵士（1817—1898）。赛义德爵士留着浓密的胡须，受过高等教育，亲英，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敦促穆斯林同胞学习英语，于1875年在阿里格尔建立了穆罕默德盎格鲁-东方学院。他还建议与他的宗教同胞远离国大党，专注于扩大“穆罕默德教育大会”。

    他认为，国大党要求印度人在政府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是在为英国人撤离次大陆做准备。“现在，假设英国居民和军队要离开印度，带走他们所有的大炮、精良的武器及其他一切，那么谁会是印度的统治者呢？”他在1888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问，“在这种情况下，信奉伊斯兰教和信奉印度教的这两个民族会共同执政并拥有同等的权力吗？绝不可能。他们中的一方必须征服另一方。希望两者能保持平等，等于渴望不可能发生和不可想象的事……但是，在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并使其臣服之前，和平不可能普照这片土地。”

    赛义德爵士的演说反映了他所尖锐地称为“民族”的两个社群之间不断升级的摩擦。有时，这些紧张局势升级为暴力冲突。第一次有记录的社群骚乱是在1854年古吉拉特邦北部城镇戈德拉发生的。这一事件的细节尚不清楚。

人们更为了解的是1893年8月发生在孟买的集体骚乱事件。它爆发的背景，是一个被许多穆斯林视为挑衅之举的激进的奶牛保护运动的兴起，是1892年底在孟买省发起的。在星期五聚礼结束后，穆斯林礼拜者离开了位于孟买南部的壮观的珠玛清真寺，袭击了附近哈努曼巷的一座寺庙。在一个以文盲为主的前广播时代，谣言在接下来两天里迅速蔓延。军队被调来控制局面。共有75人丧生。

    1906年12月，在达卡举行的穆罕默德教育大会决定将自己转变为一个政党，即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它由封建领主和少数宗教学者及教育家掌控，选举了阿达姆吉•皮尔霍伊为主席。在他之后任主席的是阿里•伊玛姆爵士和23岁的苏丹穆罕默德•沙阿爵士，后者在此后几年里被称为阿迦•汗。该联盟总部设在勒克瑙，其主要目标是在提升穆斯林政治权利的同时，加强他们对英国王室的忠诚度。

    当英国政府决定在1892年《印度议会法案》的实施过程中引入赋予印度人投票权的概念时，该党要求穆斯林单独选举。它将迄今为止完全由提名产生的中央和省级立法委员会转变为部分选举产生的议会。被提名的市政委员会、商会、土地所有者协会和大学有权提交当选成员名单，印度总督和省长从中最终遴选出议会成员。这些成员占少数，有权就预算案进行辩论，但无权表决。通俗地讲，这意味着2％的成年人，即大约三分之一的印度识字人口，拥有公民权。

    联盟还希望促进穆斯林与其他印度人之间的了解，所以并未禁止国大党的穆斯林成员加入其中。不久，联盟和国大党在同一城市，大约同一时间召开年度会议的情况就成了惯例，这样一来，穆斯林代表就能两个都参加。1913年，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优雅但骨瘦如柴的在英国受训的律师，长了一张严肃的削尖脸——就是穿着手工缝制的西装、衣领是浆过的那种爱德华时代的绅士，7年前已加入国大党。

    那些支持真纳加入联盟的人宣称，“对穆斯林联盟和穆斯林利益忠诚，绝不意味着对他毕生致力的国家事业的不忠”。真纳被选入联盟的理事会，在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然而，到那时，1909年修订的《印度议会法案》已经纳入了穆斯林联盟的要求，即要求穆斯林选区单立出来，同时减少选民资格。之所以做出这一让步，是因为上流社会的穆斯林多年来不愿放弃波斯语而学习英语，以致他们相比上流社会的印度教教徒而言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了。为了获得选民资格，印度教教徒的最低应税收入必须为3万卢比，而对穆斯林的要求仅为3000卢比。在教育方面，印度教教徒必须是从有30年校龄的大学毕业的，而对穆斯林的要求只有3年。合格的穆斯林也有权在普通选区投票。

    直到1913年，由律师和记者领导的国大党都仅限于向从那一年起设在德里（早期的首都是加尔各答）的英国政府请愿，要求进行适度的行政-政治改革。它曾希望看见伦敦做出让步，允许省级和中央立法委员会的少数议员由占人口2%的公民选举产生。它和穆斯林联盟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中支持英国及其盟友，反对德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土耳其的苏丹也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144.1万印度人自愿加入英属印度陆军，其中85万人在海外服役。

    他们从西海岸的主要港口孟买和卡拉奇出发，前往中东和西欧作战。虽然德里是英国行使皇权的中心，但孟买作为孟买辖区的首府，已成为律师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国内政治的焦点。1896年，真纳在伦敦学习法律后回国时，正是回到了这里而非他的出生地卡拉奇。

    此前5年，另一名在伦敦当律师的人抵达孟买。他与真纳拥有共同的母语，但宗教信仰不同。他就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真纳和甘地将成为超级公众人物，并主宰这个国家30年的政治格局。

（以上内容经编辑删节，完整内容详见正式出版物）

媒体评论

“本书对于分治的历史及其影响叙述得清晰明了……一段复杂的历史就这样在希罗先生笔下娓娓道来，可读性很强……按时间脉络冷静地展开，极好地呈现了这个存在激烈争论的话题的来龙去脉。”

——《经济学人》

前言

    爱尔兰是第一个在英联邦内获得自治领地位的大英帝国殖民地。1922年12月6日，以新教教徒为主的北爱尔兰根据1921年12月的《英-爱条约》行使其权利，脱离了爱尔兰自由邦，继续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分子留在版图内。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可追溯到1690年发生的博因河战役，交战双方是信奉新教的奥兰治的威廉三世与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此战最终导致了爱尔兰的分裂。

    在爱尔兰分治四分之一世纪后，印度次大陆成为英国的下一个殖民地，并最终分裂为印度自治领和巴基斯坦自治领。导致这一结果的是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教徒和占人口少数的穆斯林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而这一分治的持续、实施及其直接后果和之后的状况，对该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爱尔兰的分裂。

    这两个分裂的区域之间的共同点为宗教归属。爱尔兰这边，是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在统一但被殖民的印度，则是信奉多神论的印度教和信奉一神论的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绝对数字表明，在分治前夕，印度次大陆有2.5亿印度教教徒和9000万穆斯林，他们加在一起构成了世界人口的近五分之一。

    由于少数民族跨越1947年8月建立的新边界进行双向迁移，数百万家庭被迫离开他们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家园。他们留下了所有的不动产和大部分动产。两方政府充公没收了背井离乡者的财产，并计划用以补偿来自对方地区的由于分治而失去财产的人们。尽管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徒在西旁遮普邦的总资产超过了穆斯林在东旁遮普邦和德里的总资产，但这一计划在东、西旁遮普和毗邻德里的地方都颇有成效。

    小省信德的情况有两点不同于旁遮普省。该地区的人们仍然团结一致，并且没有发生旁遮普邦那样的集体屠杀。在信德省两个主要城市，针对在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上远比穆斯林优越的印度教教徒的暴力活动是有限的，但这足以导致信德省的印度教教徒不断外流。然而，与西巴基斯坦的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徒不同的是，信德省内没有一块为独立前的印度所保留的地方可供他们迁移过去。因此，他们以相对较少的人数乘火车和轮船出行，历时数月，最后到达了印度西部一个从德里延伸到孟买省南段的弧形地带的印度城市和大型城镇，当地居民都讲马拉地语。

    我的老家就在信德省的拉尔卡纳镇，属于这类来自西巴基斯坦的难民。我们从卡拉奇乘船前往古吉拉特邦北部的奥哈港，最后在一个二战时期建造的空荡荡的军营里住下。那里距离孟买市中心东南35英里，此时被称为卡扬难民营，编号为1—5。营地有一排单间，前面是阳台，住宿是免费的，大房间是起居兼睡觉的地方，阳台上有一块地方是用来做饭的。

    与之前和之后的其他难民一样，我们慢慢地有了自己的生活。多亏了政府对巴基斯坦难民子女提供贷款，我才得以上了大学。既不希望也不打算回到那个已成“其他”国家的地方，那扇门一直关着。

    从古吉拉特邦一个油井钻探项目的合格工程师，到伦敦自学成才的专业作家，我的个人经历属于我的另一成就，与我目前的工作无涉。

    这本关于印巴之间麻烦不断的关系的书，不仅记录了政治军事事件及其主要参与者，还记录了双方在贸易和文化上的联系。其内容涵盖了全球参与塑造这些南亚邻国之间关系的主要大国——美国、苏联、中国等，这些国家共同构成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引言中，我解释说，这场长达65年的克什米尔争端，源于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历史可追溯到8个世纪前。1807年后，英国对印度次大陆的征服在一个世纪内引发了印度民族主义。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反帝运动之目标，人们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为了结束英帝国的统治，将被奴役的印度变为一个主权国家，一是为了结束占人口四分之三的印度教教徒自1192年以来所受的奴役；他们现在准备以一人一票的方式为基础管理一个自由的印度。这两种解释互有交集，因为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政党，即印度国大党，绝大多数成员为印度教教徒。

    1915年，印度古吉拉特律师莫罕达斯·K.甘地从南非归来，在国家政治中播下了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将成长为一棵覆盖许多政治空间的树。他与另一位讲古吉拉特语的律师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竞争，将在之后的30年里主导次大陆的政治。这是本书第一章的要点。

    甘地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人士，他与基拉法特运动的穆斯林领导人结成了联盟，在伊斯坦布尔建立的哈里发政权在1918年奥斯曼帝国被盟军击败后地位岌岌可危，基拉法特运动致力于维护这一政权，其领导人还对甘地在1920年发起的不合作运动予以了支持。甘地突然中止与该运动的关系令他们感到失望和困惑。事实证明，为反对英国统治而形成的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联合是暂时的。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甘地开始从事为受剥削的农民和工人争取利益的事业；通过发起诸如未经官方许可的用海水制盐等非暴力运动，甘地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面对甘地不断上升的名望，真纳将他的律师业务搬到了伦敦。本书第二章便涵盖了以上的分析性叙述。

    第三章包括了真纳从伦敦归来担任了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以及他对两国理论的阐述等内容。尽管该联盟在1937年的选举中表现不佳，但几乎完全由印度教教徒组成的国大党各部的政策，预示了国大党官员对穆斯林信仰和习俗的漠不关心。非联盟的穆斯林领导人与联盟保持着密切联系。在1945—1946年的选举中，联盟赢得了73％的穆斯林选票，较之前的5%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决定退出印度，此举加剧了国大党与联盟之间的竞争：前者希望从英国手中继承一个统一的印度，后者则决心通过分割次大陆来建立穆斯林的家园。集体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演变为暴力冲突。这一时期的情况将在第四章中按时序交代。

    第五章讲述了1947年8月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时及不久之后，旁遮普邦不同群体中出现的狂暴活动。作为一个分离出来的政治实体，巴基斯坦要想站起来还面临着重重障碍。

    标志着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于1947年8月14日至15日诞生的集体大屠杀，尽管在几个月后平息，但不久之后爆发的克什米尔争端继续破坏着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他们随后的时间里充斥着如此多的挑战、危机、代理战争（proxy wars）、暗中利用双方各自社会中的种族和其他断层线的企图、热战以及核打击的威胁，以至于有历史学家不得不将印巴关系概括为“最漫长的八月”。

    接下来的一章概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夺战，这两个地方的人口以穆斯林为多，却由一位印度教的王公（maharaja）统治。当受到来自巴基斯坦的非正规武装部族入侵的威胁时，王公同意加入印度，并在秩序恢复正常后举行全民公决。这个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处理，但几十年来无法得到解决。

    这两个邻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以多党制和普选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在印度生根发芽。相比之下，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活则持续恶化，以致1958年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将军对巴基斯坦实行军事统治。他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协商，寻求克什米尔问题的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却无功而返。本书第七章讲述的是这一时期的事。

    据印度方面宣称，是中国占领了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尼赫鲁才不得不与对印度东北部与中国西藏地区的边界划分存在异议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当尼赫鲁试图通过军事行动维护印度的主张时，1962年10月，中印之间爆发了战争。一个月之后，中国在证明了其军事优势之后，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将其部队撤至战前阵地，战争就此结束。这场武装冲突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形成了一种至今尚存的纽带。这是第八章的核心内容。

    接下来的章节叙述了1965年9月巴基斯坦在印控克什米尔发动的战争。为期三周的敌对行动未能实现巴基斯坦的期望——破坏克什米尔的现状。事实上，巴基斯坦在这次战争中的失利导致了阿尤布·汗的倒台，以及接下来的东巴基斯坦的分裂。第九章描述了战争的形成、具体过程及后续影响。

    下一章讨论的是1971年12月为期两周的第三次印巴战争的准备、交战及其后果。在意识形态方面，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通过表明种族优先于宗教，推翻了真纳的两国理论。这也是印控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分离分子事业受到的一次挫折。

    第十一章展示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是如何拯救西巴基斯坦的。尽管他1972年6月在与英迪拉·甘地的西姆拉谈判中表现不佳，但还是设法使她正式结束克什米尔问题的目标落空。在巴基斯坦，由于1977年3月的选举被操纵，街头出现了对布托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但他未能予以遏制。这给他的伊斯兰军队总司令穆罕默德·齐亚·哈克提供了一个推翻政府、让巴基斯坦回归军事统治的机会。这段军事统治时期一直持续到1988年8月齐亚·哈克去世为止。在其统治期间，他将国家和社会伊斯兰化，从而使巴基斯坦进一步远离世俗的印度。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介入将巴基斯坦推至冷战前沿，帮助齐亚·哈克加快了核武器计划，在该计划中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重要援助。1984年初，中国在其核试验场测试了一枚在巴基斯坦组装的原子弹。

    1984年10月，拉吉夫·甘地顺利接替了他被暗杀的母亲英迪拉的位置。他找到了一位志趣相投的政治伙伴，那就是佐勒菲卡尔·阿里的女儿、1988年12月当选的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布托。自1989年起，克什米尔的分离主义叛乱愈演愈烈，印度采取强硬手段镇压，两国之间的友好气氛随之烟消云散。布托和她的继任者穆罕默德·纳瓦兹·谢里夫的抗议徒劳无功。1991年5月拉吉夫·甘地遇刺后，纳拉辛哈·拉奥担任总理期间，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91年12月的苏联解体，标志着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德里加强了与华盛顿的联系，华盛顿认为没有必要弱化与巴基斯坦的历史联系。拉奥加速了印度的核武器计划。第十三章叙述的就是上述事件。

    拉奥打算在1995年底测试三个核装置，该计划遭到了致力于阻止核武器扩散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阻挠。但是，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BJP）领导人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为了巩固该党在议会中微弱的多数席位，下令进行核弹试验。试验在1998年5月中旬进行。两周后，巴基斯坦步其后尘。凭借军事威慑力，巴基斯坦得以与印度平起平坐，从而消除了其在传统军事领域的劣势。1999年2月，信心满满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拉合尔欢迎瓦杰帕伊的到访。在参观穆斯林联盟1940年3月23日通过《巴基斯坦决议》的地点时，瓦杰帕伊指出，一个稳定、安全和繁荣的巴基斯坦符合印度的最大利益。但事实再次证明，这只是一个虚假的黎明景象。三个月后，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佩尔韦兹·穆沙拉夫试图悄悄地攻占印控克什米尔的卡吉尔地区，但以失败告终。而他偷偷摸摸公之于众的核弹头导弹被克林顿察觉，后者随后进行了干预。在华盛顿的紧张谈判之后，他让谢里夫同意将军队撤回到克什米尔的控制线（LoC）。谢里夫的这桩交易为穆沙拉夫推翻他铺平了道路。上述事件详见第十四章。

    随后一章叙述了911事件以及三个月后德里议会大厦遭遇恐怖袭击未遂之后，美国是如何成功地促使穆沙拉夫抛弃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并停止向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者提供军事训练和武器的。但随后在2002年1月出现的印巴紧张局势的缓和未能持续下去。当年5月，恐怖分子袭击了克什米尔的卡鲁恰克军营，瓦杰帕伊授权轰炸巴控克什米尔的训练营。由于缺乏足够的激光制导炸弹，该命令不得不推迟执行。这给了美国和英国一个灭火的机会。两国下令其8万公民立即撤离印度和巴基斯坦，瓦杰帕伊的狂躁冷却了下来。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从核战边缘退了回来。

    第十七章囊括了国大党总理曼莫汉·辛格自2004年以来的所作所为。他和穆沙拉夫建了一个秘密渠道，想就克什米尔问题达成协议。他们的私人特使制订了一项计划，穆沙拉夫在2006年12月公之于众。该计划设想在克什米尔“开放边界”，然后双方分阶段从控制线两侧撤军。由于这并不意味着改变目前的边界，该计划被交由印度内阁仔细审查。但是还没等到内阁明确表态，穆沙拉夫就被迫辞去了军队首脑的职务，于2007年11月宣誓就任文职总统。2008年8月，为避免遭到反对派主导的议会弹劾，穆沙拉夫辞去了总统职务。解决克什米尔难题的希望再次破灭。三个月后，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对孟买南部的豪华酒店进行了60个小时的围攻，德里与伊斯兰堡的关系陷入僵局，并持续了两年半之久。

    克什米尔的僵局已长达数十年，但似乎还不够，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准备在2014年12月前撤离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在阿富汗主导地位问题上的竞争也日益加剧。对于秉持着以印度为头号敌人这一信条长大的巴基斯坦将领来说，2011年10月签署的《印阿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是朝着他们所设想的最糟糕的境地迈出的一步：印阿联盟从东西两侧同时攻击巴基斯坦。这是第十八章的要点。

    相比地缘政治让双方为敌，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北印度地区在语言、饮食、服饰、体育和表演艺术等文化方面仍然有诸多共同之处。宝莱坞电影和板球在印巴边境两侧依然很受欢迎。在经济领域，作为《南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从2009年开始互相实行自由贸易。该条约规定，到2016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8个成员国将把所有贸易商品的关税减至零。2013年，他们达成了一项非歧视性市场准入协议，相当于最惠国待遇。倒数第二章的作用便是介绍这方面情况。

    最后一章为总结与结论。

    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货币汇率不断变化，用一句话说，就是印度卢比从1947年的4.75卢比兑换1美元跌至2014年的60卢比兑换1美元。而巴基斯坦卢比的贬值幅度更大。

    我对如今已经卸任的Nation Books出版公司前主编卡尔·布罗姆利不胜感激，是他想出了写一本关于印巴关系的书的点子。他熟悉我的家庭背景和专业背景，认为我是写这本书的合适人选。其间他与我一起努力，对此书具体内容的最终确定提出了最佳方案。

书籍介绍

《漫长的八月》是第一部关于印巴之争这个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棘手的冲突之一的权威历史著作。

1947年8月，英属印度分裂为独立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时，正值集体大屠杀，一方是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徒，另一方是穆斯林，超过75万人被屠杀，1200万人逃离家园越过新边境寻求庇护。然而，那个8月似乎至今仍未结束。

在《漫长的八月》中，著名历史学家迪利普•希罗对印巴关系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追溯了导致次大陆分裂的里程碑式事件，以及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有争议关系的演变。而且时至今日，争端仍难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克什米尔控制线仍是世界上防御最严的边境。

自分治以来，印巴之间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危机，包括1971年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成立孟加拉国；以及印巴双方获得核武器，导致1999年和2002年几乎不可避免的对抗。希罗不仅记录了印巴两国与美国及苏联的关系，还记录了他们与中国、以色列和阿富汗的关系，充分证明了印巴冲突的地缘政治重要性。

这些线索，在希罗的笔下编织成了清晰的叙事，充满了丰富多彩的领导人传记，对战争、耸人听闻的暗杀、侵犯人权之举的生动描述，也穿插着像板球比赛、电影、电视剧这样的文化符号，是将印巴之间关系第一次放大观察的勇敢尝试。

“本书对于分治的历史及其影响叙述得清晰明了……一段复杂的历史就这样在希罗先生笔下娓娓道来，可读性很强……按时间脉络冷静地展开，极好地呈现了这个存在激烈争论的话题的来龙去脉。”

——《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