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该如何深化改革：IMF的国际视角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该书聚焦我国经济转型中的关键问题，例如税收政策与税收征管、社保改革、国企改革、财政政策的中期支出框架、何消减地方政府债务、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多位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对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向读者阐明了中国正在通过政策框架建设，让各类市场更高效运行，同时确保其与各种社会和政治目标兼容，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序一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序二  朱民

致谢 

缩略语 

第1篇

前言和概要

01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成就：制度建设投资

第2篇财政政策框架

02税收政策体制现代化

03加强税收征管

04更有效财政政策的中期支出框架

05可持续和公平的社会保障改革

06地方政府财政和财政风险

第3篇货币和金融政策框架

07新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利率传导机制

08资本账户开放和资本流动管理

09人民币国际化

10快速演变的金融体系

第4篇国有企业改革

11国有企业改革

第5篇升级宏观经济统计

12升级宏观经济统计

林卫基 (Ｗ﹒Raphael Lam ) 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副代表。

他与首席代表一起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工作包括提供政策建议，开展分析活动，以及帮助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中国的技术援助和培训。

他之前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

财务部和亚太部工作。他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对冰岛的贷款规划、

日本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的地区监督。

他撰写了关于中国各类问题的研究论文，包括房地产、

劳动力市场、 地方政府财政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林卫基先生曾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工作。

他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奥) 任志清 (Markus

Rodlauer) 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他的领导职责包括主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事务，近年来开展了与中国第四条年度磋商工作。他之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的职务包括人力资源部副主任，

西半球部副主任，

亚洲、 欧洲和南美洲诸多国家的代表团团长，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波兰和菲律宾代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任志清先生曾供职于奥地利外交部。在学术背景方面，

他拥有法律、 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多个学位。

(德) 席睿德（Alfred

Schipke）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 他提供政策建议，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的分析工作，并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中国的培训和技术援助。他之前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处长，负责协调快速增长的东南亚低收入国家 (前沿经济体) 的工作，

并担任赴越南代表团团长。他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半球部处长? 负责拉丁加勒比及东加勒比货币联盟处事务?谈判达成了多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划。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讲授国际金融， 撰写和编辑了许多书籍和文章。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一体化以及宏观经济和金融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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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部门概况

    尽管近年来稍有改变，但银行业仍然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银行仍然是信贷的主要提供者。此外，多年来中国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较高的储蓄率以及封闭的资本账户（参见第八章），这都促使了银行业的迅速扩张。2010年至2015年，银行业资产规模翻了一番，从95万亿元（GDP的234%）增加到199万亿元（GDP的295% ）（见图10.1）。按资产价值和一级资本衡量，世界前五大银行有四家来自中国。

    在银行业内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日益激烈的资金竞争已使这一主导地位有所下降。主要的机构类型如下：

国有银行。四大行（四家的银行）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四大行在银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们在银行业总资产中的比重已从2010年底的50%下降至2015年底的40%。虽然四大行已全部在在岸市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开上市，但中国政府仍通过财政部或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一家国有投资公司）持股，是四大行的股东。此外，交通银行的结构与四大行类似，但规模较小，因此人们通常只说“四大行”而不是“五大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四大行的下一级是股份制商业银行。2015年底，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共占有银行业总资产的18.6%这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是：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股东种类多元，且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如四大行那么密切。多数此类银行已扩张到初成立的地区之外，运营范围遍布全国。

开发性银行和政策性银行。2015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和两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约占有银行业总资产的10%。这三家银行向农村和城市地区提供贷款，项目涉及经济、贸易、基础设施开发等领域，且这类银行均为国有。

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银行。中国的银行体系还包括了规模较小、被归为第三梯队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银行。其中包括145家城市商业银行、468家农村银行以及122家农村信用社，它们占据了银行业资产的25%。此类银行除几家设在大城市（如北京银行和上海银行）外，其余通常规模很小，但拥有强大的地方网络。这些银行的所有制各不相同，其中很多银行的大量股份（甚至多数股份）由私人持有，但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大量持股或间接影响发挥着关键作用。

外资银行。有42家本地注册的外资银行机构在华开展业务，但这些银行的资产规模很小，不到全行业总资产的5%。

    与此同时，近年来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子公司）的数目和资产规模也在迅速增加。这类中介机构通过与银行合作，向通常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部门和借款人提供信贷。这类机构的所有制各不相同，多数是私有制，一些则为公有制，或是由地方政府或省政府控股。这些机构包括以下形式：

  信托公司。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68家信托公司共管理16万亿元的资产（毕马威，2015）。这类公司主要提供三类产品：单一信托、集合信托和不动产管理信托单一信托基金使单一投资人（通常为银行或理财产品，其本身可以拥有一个或多个投资人）投资于具体项目，而集合信托基金则向多个投资人筹资，再把资金分配给多个项目。。信托公司在非银行金融活动中占据着主要地位，但近来它们所管理资产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见图10.2）。

证券公司。截至2015年底，中国125家证券公司共管理资产6万亿元，其中大部分是代客管理，且资产负债表规模较小。除了通常的经纪业务之外，证券公司还通过两类资产管理计划（定向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向金融体系提供信贷。近年来，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规模增长尤为迅速。

基金管理公司。截至2015年底，基金管理公司的数目达到101家，提供的产品大致可分为两类：公开上市基金（共同基金），管理规模约为8万亿元；特别账户，规模约为4万亿元。

基金管理子公司。自2012年出现以来，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迅速发展，截至2015年底，数量已达78家，管理资金规模达到8.6万亿元（2013年仅不到1万亿元）。基金管理子公司提供一对一（定向）和一对多（多个客户）产品。

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目的是购买大银行的不良贷款。近年来，这四家公司已经扩大了管理不良资产的核心业务，并已在提供多种金融产品。此外，政府由于担心不良贷款的累积，已在20多个省份颁发了省级资产管理公司的执照（见专栏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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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金融专家联袂打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联袂做序！《中国该如何深化改革》有扎实的中国经济金融的统计描述，细致的分析和展望，大量国际经验的对比和分析，是一本综合理论、政策和案例的好书。

媒体评论

中国已经加大了改革力度，在财政等多个领域取得了进展。例如，中国在增值税改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正在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不匹配问题。此书是中国改革的综合指南，特别对财政政策框架提供了深入的意见。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

朱光耀

《中国该如何深化改革》有扎实的中国经济金融的统计描述，细致的分析和展望，大量国际经验的对比和分析。理论分析严谨细致，政策案例生动活泼，世界各国的财政金融改革的经验丰富，读来既有理论的享受也有政策的启示，是难得的一本综合理论、

政策和案例的好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朱 民

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再次来到了重要历史关头，面临着新旧之争。但这一次，仅靠增加投资将不足以恢复强劲增长。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将依赖于完成近40年前启动的体制改革。这本书十分及时，为如何实现该目标提供了指导，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水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黄益平

中国也需要在大规模进行硬件（基础设施、工厂、住房）建设的同时，加强市场经济的“软件”投资，即法律制度、金融部门、预算管理、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此书是了解中国面临的挑找及政策框架、帮助中国应对这些难题的重要读物。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杜大伟（David Dollar）

前言

序二

： 构建新时代的宏观经济金融调控体系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顺利突破“马尔萨斯陷阱”（“低收入陷阱”），加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2009年，中国首次成为世界的出口国和外汇储备国；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 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2015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8123.2美元，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82.7万亿元，是1978年的225倍。按不变价计算，1978—2017年，中国GDP平均增速为9.6%，远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速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度一直在三分之一以上。

同时，中国的金融业也从40年前只有一家集央行和商业银行一体的银行发展到今天全球大银行体系、全球第二大股市和全球第三大债市的综合金融体系。中国经济金融增长速度之快、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经济史上所罕见的，创造了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史上的奇迹。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还完成了重大结构转型。在改革开放前十多年中，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向制造业的转变，通过经济多样化发展新经济部门并提高产品质量，不断在价值链中上移。

近年来，服务业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在这一过程中，约3亿人从农村来到城市，6亿人摆脱了贫困。进入21 世纪后，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和教育水平大幅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的成果同样国际瞩目。

在中国经济朝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水平进取的时候，党的十九大确定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2050年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明确了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政策方向和经济政策顶层设计。中国经济新时代的战略明确把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战略展开。这些政策将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着眼于提高消费、扩大服务业、保护环境、进一步开放经济、扩大公共服务和减少贫困等问题。这同时是在开放状态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为新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比如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新型城市化相关的节能建筑、智能交通、新能源等诸多绿色低碳产业。另一方面也将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大幅放开市场准入，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开始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和历史的里程碑。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

当一国处于该阶段时，会出现很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新特征和新挑战。例如，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条件逐步丧失，土地、水、能源和空气质量等资源环境要素会从制造业转移出去，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适应中等收入需求多样化特点的、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质量支撑的增长格局逐渐形成，

收入分配在经济上对经济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正在重点解决经济中的一些失衡问题，

例如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金融领域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进行妥当处理以化解重大风险，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控制。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资源消耗强度，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同时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这一切都是典型的从中等收入迈进高等收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这会引起广义资源配置的结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机制的发展；税收结构从工业向服务业结构性变化；

财政支出更多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人力资本方面结构性倾斜，

等等。以税收政策为例，国际经验表明，在一国经济从外需市场转向内需市场，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更关注环境保护和收入分配时，税收体制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

税收体系、政策和调控框架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化，

需要进行前瞻性的税收政策调控架构改革、调整和战略重构。这些都是国际上今天的发达经济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的。国际经验同样表明，一国经济能否成功实现转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改革和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构建符合国情和世界潮流，能实时根据变化的环境调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框架和机制。

我在IMF工作时期分管过多个拉美、东欧和亚洲地区的国家，

在阅批这些国家的年度宏观督导报告和去这些国家出访会谈时，也曾特意关注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在拉美，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一度接近美国人均GDP，达到美国人均GDP的80%左右，但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人均GDP增长乏力。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东欧国家人均GDP徘徊在美国人均GDP的30%左右的水平。只有亚洲国家人均GDP增速总体快于美国，其相对美国的人均GDP比重保持上升趋势。当我在不同的国家和场合，和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领导人谈到过去的经验时，他们都强调适时建立符合自己的国情、立足市场的、开放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框架的重要性。这令我印象深刻。

从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看，大部分拉美国家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

其中如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在20世纪前30年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拉动下，人均GDP曾一度接近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但在此后都出现明显衰退。。。。。。

本书各章节的作者大都是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或在人民银行工作时的同事。他们既是宏观经济财政金融领域的专家，也是中国问题专家，有丰富的国际经验，也都有中国问题研究和工作的经历。

本书的三位主编者林卫基（W Raphael Lam）、任志清（Markus Rodlauer）和席睿德（Alfred Schipke）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业务专家。任志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局副局长，多年负责和中国的第四条款年度磋商工作，我时常和他讨论中国经济，倾听他的意见，惊感于他时时把中国放在国际和亚洲视角的分析。所谓“第四条款磋商”是IMF与其成员国进行双边监督的主要形式之一。IMF通常与成员国每年举行一次磋商，由IMF派出代表团访问成员国，就该国经济形势与政策交换意见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后，由IMF执董会讨论工作人员提交的报告，并发布磋商结果的信息公告。由于其法律依据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款，这一过程又被称为“第四条款磋商”。席睿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北京首席代表，驻北京多年，对中国宏观经济熟烂于心。林卫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北京副代表，虽然年轻，但已经发表多篇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论文，之前他参加了我主持的“未来亚洲金融”的研究，我有机会了解了他，他视角广，研究细。

桑吉维•古普塔(Sanjeev Gupta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副主任，也是我的朋友。

他有长达40年的国际财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经验，

在国际上发表了大量专著和论文,学术成果斐然,可谓著作等身。

他关心中国的财税改革和制度建设，多次到中国参加政策讨论，献言献计。我有几次都是在北京机场的休息室见到他的。约翰﹒布龙多洛（John Brondolo）是财税政策专家，协助了很多成员国设计和实施税收征管改革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他就一系列广泛的改革举措向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提供了建议。吕德•A德莫伊（Ruud A de Mooij）、霍尔格•范埃登(Holger van Eden)、大卫•金特里(David Gentry)、菲利普•温根德(Philippe Wingender)等也都是财税政策专家，并有多国税收改革的经验。毛里齐奥•索托(Mauricio Soto)则是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社会保险计划专家。

马场千佳子(Chikako Baba）、内奥米•格里芬(Naomi Griffin)、卡尔•哈伯迈耶(Karl Habermeier)、安娜玛丽亚•克凯尼尼•伊万尼奇(Annamaria Kokenyne Ivanics )、卡米洛•E托瓦尔(Camilo E Tovar)、詹姆斯•P 沃尔什(James P Walsh)、 朱岭、维多利亚•佐托娃（Viktoriya

Zotova ）都是金融专家，

专注宏观审慎政策、资本流动管理、货币政策、外汇管理政策的研究和实践，他们都有在世界各国工作的丰富实际经验，

特别是2008年危机后修复宏观货币政策框架的经验。

我和卡尔•哈伯迈耶在南美和亚洲的不同项目合作过，他对当地的金融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令我印象深刻。萨利姆• M达尔巴（Salim M Darbar）擅长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审慎政策研究，我每次和他交谈都获益匪浅。

张志勇是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深入参与了中国税收政策和征管改革的许多领域，并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税务机关开展了密切合作。赵秀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专家，

她之前就职于中国国家统计局，

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多年负责中国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框架改革工作，一直积极支持中国统计制度的改革和发展。罗伯特•迪佩尔斯曼（Robert Dippelsman）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专家。

马骏和魏加宁是我国知名宏观经济和财政金融专家，是我多年的朋友。马尔哈•纳伯尔（Malhar Nabar）专门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

本书有扎实的中国经济金融的统计描述、细致的分析和展望、大量国际经验的对比和分析。

理论分析严谨细致，政策案例生动活泼，

世界各国的财政金融改革经验丰富，读来既有理论的享受也有政策的启示，是难得的一本综合理论、政策和案例的好书。我读了英文版后，立即找了作者和中信出版社推动在国内出版中文本。感谢中信出版社乔卫兵总编的热情支持，出版工作很快就绪了。今天，

戊戌年正月初一，斑驳的阳光从窗外洒在我的书桌上，溢满了一桌的氤彩。

就着初一的阳光，和着新春的喜悦，谨以为序，并向各位读者推荐。

也希望更多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者来参与这场中国在新时代的经济金融改革中为重要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改革与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框架和机制的构建。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朱民

2018-02-16

书籍介绍

该书聚焦我国经济转型中的关键问题，例如税收政策与税收征管、社保改革、国企改革、财政政策的中期支出框架、何消减地方政府债务、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多位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对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向读者阐明了中国正在通过政策框架建设，让各类市场更高效运行，同时确保其与各种社会和政治目标兼容，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