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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与明代初年，富饶的江南地区人文环境优越，为古物鉴藏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出现不少专事收藏的大家。以活跃的古物鉴藏与交易活动为背景，诞生了《格古要论》这部文物鉴赏专著。该书简明扼要地对文物进行概述，对名玩优劣、作伪手法以及鉴伪要点均有所议论，使人展卷而能较为系统全面地了解文物概貌，获得一定的鉴赏知识，因而为当时及后世文物鉴赏家所重视。更重要的是，该书在继承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文物性质分设门类，门类之下又有子目，分别予以论述，突破了前人，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著述体例，构筑起通论性古物鉴定专著的基本框架，为后世提供了写作体例方面的参考。从中国文物研究史来看，《格古要论》不仅是明代同类著作的*部，而且堪称后世文物鉴定类专著的开山鼻祖。

作者曹昭，字明仲，元末明初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

《格古要论/中华生活经典》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明代周履靖《夷门广牍》本为参校本。全书文字一依《四库全书》本，个别条目据其相关性进行微调，以便于点评。对于书中个别刊刻错误，直接改正，未出校记；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异文，在注释中略作说明。

前言

卷上

古铜器论

古画论

古墨迹论

古碑法帖论

卷中

古琴论

古砚论

珍奇论

金铁论

卷下

古窑器论

古漆器论

锦绮论

异木论（杂物附）

异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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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关于文物鉴定和辨伪的议论，但是直到宋代，皆为只言片语，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北宋中后期，海内承平日久，社会富庶，博古收藏之风大盛，对鉴定、辨伪的需求也日益增长，逐渐出现一些鉴赏类著作，如米芾的《书史》、《画史》、《砚史》以及南宋杜绾的《云林石谱》、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等，在古物鉴藏方面都有不少精当的论述。然而这些著述或限于单门独类，或为随笔杂议，范围既窄，篇幅又小，并不具备鉴藏专著性质的体例和构架。

　　元代与明代初年，富饶的江南地区人文环境优越，为古物鉴藏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出现不少专事收藏的大家。以活跃的古物鉴藏与交易活动为背景，诞生了《格古要论》这部文物鉴赏专著。该书简明扼要地对文物进行概述，对名玩优劣、作伪手法以及鉴伪要点均有所议论，使人展卷而能较为系统全面地了解文物概貌，获得一定的鉴赏知识，因而为当时及后世文物鉴赏家所重视。更重要的是，该书在继承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文物性质分设门类，门类之下又有子目，分别予以论述，突破了前人随见随记、次第不清、体例不明、内容驳杂的局限，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著述体例，构筑起通论性古物鉴定专著的基本框架，为后世提供了写作体例方面的参考。从中国文物研究史来看，《格古要论》不仅是明代同类著作的部，而且堪称后世文物鉴定类专著的开山鼻祖。

　　《格古要论》的作者曹昭，字明仲，元末明初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生平不详。曾编校《格古要论》的明代松江人舒敏在序言中称曹氏“世为吴下簪缨旧族”，曹昭自称“先子贞隐处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帖、名画、古琴、旧砚、彝鼎、尊壶之属，置之斋阁，以为珍玩。其售之者，往来尤多”，据此，曹昭的祖上应是仕宦人家，他的父亲虽未做官，但家境殷富，有兴趣、有能力购藏古物。曹昭自幼耳濡目染，不仅嗜好古董，而且还将其当做一门学问来做，“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否而后已”，很有一股潜心钻研、究根问底的精神，故而能够在古物赏鉴领域“见之广，识之精，而讲之素”。他有感于许多纨绔子弟从事文玩收藏，“其心虽好，而目未之识”，所以“取古铜器、书画、异物，分高下，辨真赝，举其要略，书而成编，析门分类”，纂成《格古要论》一书，为“世之好事者”提供借鉴。书成之后，曹昭亲撰序文，落款时间现有两种：一为“洪武二十年三月望日”，即1387年；一为“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即1388年。这种分歧与《格古要论》的流传版本有关。

　　据曹昭自序，《格古要论》为其晚年所撰，同乡人舒敏曾对该书进行编校，明初刊本迄今未见。明清两朝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三卷本、五卷本、十三卷本和节录本等4个版本。三卷本应为曹昭原本，现有《夷门广牍》本和《四库全书》本两种，前者刻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是现今可见有明确纪年的早刊本；后者题为“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具体版本不详。这两个三卷本所收曹昭序文时间均为“洪武二十年”，门类划分与文字内容完全相同，唯《夷门广牍》本目录略有讹误。明代景泰、天顺年问，江西吉水人王佐曾对《格古要论》进行大规模增补，不仅增加了“法帖题跋”、“金石遗文”、“文房论”、“古今诰勒题跋”等门类，而且在“古碑法帖”门类下大量抄录各处碑帖和考证跋语文字，在次序编排上也颇有变动，成为十三卷本，仍袭旧名，于天顺三年（1459）刊版流布。这个新增本在明代曾多次翻刻，然自清代乾嘉以来，学者和赏鉴家认为其内容多为杂抄，见识远不如曹昭本，因而尊崇原本，轻视新增本。现在看来，新增本虽然客观上保存了一些古物、碑帖、题跋、宋元遗迹等资料，却殊失“举其要略，书而成编”之义，成了资料的堆砌汇编，于“要论”已名实不符。因此本次编校舍王佐新增本不用，一依曹氏原书。

　　《格古要论》全书只有一万二千余字，分三卷、十三论：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等四论，中卷为古琴、古砚、珍奇、金铁等四论，下卷为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等五论，共计201条。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一次序视为曹昭原书的安排，那么可以说，曹昭不仅已对“文物”这一概念形成较为清晰、完整的把握，而且已经具备了文物鉴藏史的意识。

　　一种物品能否进入收藏领域，不仅取决于其自身属性与价值，而且受经济水平、社会风尚、政治观念、历史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格古要论》反映了元末明初的文物收藏状况，自“古铜器论”至“古砚论”六门以及“异石论”，宋元人多所论及，本书借鉴前人成果较多，却也时见曹昭个人的精彩论述；自“珍奇论”至“异木论”六门，则前所未有，是曹昭的创新。这部分内容被公认为本书的亮点，对后世的影响也为深远。

　　《格古要论》列于卷首的“古铜器”，是夏、商、周三代的礼乐之器，由贵金属铸成，象征着权力、身份与地位，深藏宗庙之内，不轻易示人，可以说，“藏”是青铜器的天然属性。即使作为单纯的收藏对象，其历史也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北宋时已发展为专门的收藏门类，“金石学”成为早确立的学科，出现吕大临《考古图》、宋徽宗敕编《博古图录》、赵明诚《金石录》等各类公私著述。另外，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古钟鼎彝器辨”中有关于青铜器作伪、辨伪的介绍，此书对曹昭影响重大，《格古要论》是对该书的传承和发展。

　　除了青铜器，《格古要论》上卷还包括与书画相关的三论。就性质和功能而言，书画可以说是天然的鉴藏对象，成为历代皇室和民间收藏的大宗门类。绘画艺术自汉代以来即受到皇家重视，被宫廷贵室收藏，理论著述则有南朝齐梁年间谢赫的《古画品录》、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米芾的《画史》等；书法艺术盛行于汉魏六朝，在唐代备受推崇，相关著述有唐人孙过庭的《书谱》、北宋米芾的《书史》、南宋姜夔的《续书谱》等。由于对书法艺术和书法作品的追求，在刻石与雕版印刷技术的影响下，珍稀难得的法书真迹自北宋起被制成碑帖，以复印本形式普及流传。《洞天清录集》中的“古画辨”、“古翰墨真迹辨”、“古今纸花印色辨”和“古今石刻辨”，为曹昭直接参考或引用，构成《格古要论》中“古画论”、“古墨迹论”和“古碑法帖论”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画论”。该论大体包括两类内容：一，论述了古画鉴藏中的评判标准、鉴定依据、注意事项等要点，首次记录了元代艺术大师赵孟频关于“书画一法”和“士夫画”的议论，为研究古代绘画史留下无比珍贵的史料；二，在历代画家中“略取数人家法”，列出自唐代王维至元初高士安的简单名录，已经显示出将过去的画坛大家按宗派系谱方式排列、归类成脉的画史意识。前入评价《格古要论》，以为书画部分多所承袭，较少新意，甚至因此而全盘否定该书的价值，这是有失公允的。

　　《格古要论》中、下两卷所收各类器物，皆为元末明初江南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文房清玩，反映着“博古好雅”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古琴论。琴曾是文人怡情养性、抒怀达志的重要媒介，唐宋时期王侯显宦对琴乐的好尚，促进了制琴工艺的发展。《洞天清录集》中有“古琴辨”，涉及古琴鉴别、制琴工艺、收藏弹奏等方方面面，论述极为详细。随着士大夫阶层素养结构的改变，琴的实用功能趋于淡化，越来越成为身份的象征与书房的装点，所以《格古要论》“古琴论”仅仅摘录与鉴藏相关的断纹、材质、样式等方面的内容，排列在器物类文房清玩之首。

　　古砚论。砚为文房，性质坚固，能长久保存。大约在西汉中期，砚已从单纯的书写工具中分离出来，发展成文人案头具有艺术内涵的“清玩”，成为鉴赏收藏的对象，出现《砚史》、《砚谱》等著作，《洞天清录集》中也有“古砚辨”。由于五代与两宋的持续开采，优质砚石资源至元代已经趋于枯竭，所以《格古要论》“古砚论”大体承袭前人成说。

　　珍奇论。此论包括玉器、玛瑙、珍珠、犀角、象牙等珍奇异宝，共有近四十个品种，全都具有材质稀有、外观华美的属性，“奢侈昂贵”几乎是其与生俱来的标签。这些珍奇很多来自遥远的异域，自古以来几乎为特权阶层所专享，后来随着经济发展、等级制度的相对淡化而逐步流入民间。从鉴藏角度而言，其中部分品种并非曹昭首次提及，但对诸多珍宝系统地品评优劣、鉴别真伪，则以《格古要论》为早，而且后世也罕见如此系统的论述。

　　金铁论。金银属于储量有限的贵金属，以之制成的器物，很早就成为人们珍藏的对象，但是把金银器明确作为鉴藏门类，从理论上加以归纳概括，在此前的同类著作中尚未出现。《格古要论》重视金银器，可能与元代统治者近乎痴迷地喜爱金银器物、极大地促进相关工艺的发展密不可分。镔铁和定铁制成的刀具锋利无比，在元代也颇受重视，因为冶炼工艺复杂，这两种材料极为难得，也属高档藏品。曹昭的叙述，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古窑器论。陶瓷的历史极为漫长，但长期以来只是作为生活实用器具，宋元时期的著作均末将瓷器列入鉴藏范畴，偶然有论述，大多语焉不详，不成体系。曹昭的“古窑器论”是早的关于陶瓷器的专论，对五代以来的柴窑等十余种窑器论述特征，品评优劣，介绍真伪鉴定方面的知识，不仅为当时的陶瓷鉴藏家提供了参考，而且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有些论断为中国陶瓷史上首次记载，后世多沿袭至今。

　　古漆器论。漆器较早就作为生活实用器具使用，曹昭首次将其列入鉴藏范畴，并对主要品种加以系统梳理，而且留下关于元明之际著名漆工张成、杨茂、彭君宝等人的记载。晚明人黄成的《髹饰录》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漆艺专著，其中的许多认识直接源自本书。

　　锦绮论。本论记述一些特殊纹样的古锦、刻丝工艺以及西域、南方等地传入的织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元时期纺织业的发展状况与中外交流情况。

　　异木论。唐宋时期，家具形制发生重大改变，明代家具更是发展至繁荣和状态。许多珍奇木材应用于建筑、家具和小型器物加工领域，受到人们的大力追捧。在这种背景下，曹昭首次将木、紫檀木等十几种珍稀木材纳入鉴藏范畴，进行系统梳理，加以品评，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异石论。中国藏石、赏石之风源远流长，唐宋时期园林艺术的兴起，带动了赏石文化的蓬勃发展，至宋代达于鼎盛，出现多部论石专著，如杜绾《云林石谱》、常懋《宣和石谱》等。曹昭记录了灵璧石等近二十种名石，虽不及《云林石谱》等专著种类丰富，却也增添了几种前人未曾涉及的种类，反映了元末明初鉴藏奇石的社会风貌。

　　作为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体系相对完备、门类十分丰富的古物鉴藏专著，《格古要论》自问世迄今已有六百余年，却始终未以单行本形式刊行，也没有点校本出版。在考古学、文物学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的今天，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总结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时，便不能不承认《格古要论》的学术价值及其重要地位。我们现在整理出版这个注释点评本，一方面是希望世人了解《格古要论》一书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另一方面也希望这部书能为当代文物收藏活动提供一些借鉴。

　　本书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明代周履靖《夷门广牍》本为参校本。全书文字一依《四库全书》本，个别条目据其相关性进行微调，以便于点评。对于书中个别刊刻错误，直接改正，未出校记；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异文，在注释中略作说明。

　　“注释”主要解决难以理解的字词与文化常识性内容，偶尔对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串讲，力求简明扼要。“译文”以直译为主，但是为使语句通顺流畅，个别地方采取了意译的处理方式。《格古要论》的编纂宗旨在于描述古物特征，品评优劣，鉴别真伪，它所反映的是元末明初的古物鉴藏状况，与今天隔了六百多年的岁月。从生活时代而言，曹昭所“格”之“古”对今人无疑更加古老，我们渴望为书中那些琳琅满目的文物勾勒出更为清晰的历史背景；从文物鉴定方法而言，我们拥有曹昭从未梦想过的技术手段，可以从科学角度对其经验性的判断作出解释，对其受时代限制作出的错误判断进行纠正。因此，我们在“点评”部分用力尤多，力求根据文物特点，在有限的篇幅内为读者提供历史、艺术、科普等方面的知识，说明该文物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并对古人的一些错误认识作出解释与说明，从而使这部著作能够真正跨越时空，走进今天的文物鉴藏领域，走进当代入的视野。

　　曹昭幼承家学，毕生钻研，直至老年仍不敢懈怠，唯恐学问不精，诚恳坦言自己的著作“其间或有谬误，尚冀多识君子幸而正之”，何况笔者识见浅陋，注释、点评中难免存在纰漏讹误，尚希方家斧正。

书籍介绍

《格古要论》全书只有一万二千余字，分三卷、十三论：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等四论，中卷为古琴、古砚、珍奇、金铁等四论，下卷为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等五论，共计201条。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一次序视为曹昭原书的安排，那么可以说，曹昭不仅已对“文物”这一概念形成较为清晰、完整的把握，而且已经具备了文物鉴藏史的意识。

一种物品能否进入收藏领域，不仅取决于其自身属性与价值，而且受经济水平、社会风尚、政治观念、历史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格古要论》反映了元末明初的文物收藏状况，自“古铜器论”至“古砚论”六门以及“异石论”，宋元人多所论及，本书借鉴前人成果较多，却也时见曹昭个人的精彩论述；自“珍奇论”至“异木论”六门，则前所未有，是曹昭的创新。这部分内容被公认为本书的亮点，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