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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重写晚明史：晚明大变局》是明史研究专家樊树志教授的倾注毕生研究之功而成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的第一卷，也即导论部分。《重写晚明史》是樊树志先生引用推介学界近期新研究成果，以与时俱进的新时代历史观书写解读晚明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研究历史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未来，樊树志先生说。《重写晚明史》的立意宗旨就是以史为鉴，通过回顾历史的得失，总经经验，为当下和明天提供借鉴。

2015年出版之《晚明大变局》即是本稿最初的单行本，今纳入《重写晚明史》，作者对书稿导言及部分章节做了相应补充或调整。

引言

第一章“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一海禁政策与朝贡体制

1．严禁“交通外番，私易货物”的海禁政策

2．俯视周边的朝贡体制

二日本的朝贡关系与宁波争贡事件

1．日本的朝贡关系

2．大内氏与细川氏的宁波争贡事件

三海上走私贸易与海禁政策的较量

1．海上走私贸易面面观

2．海禁的突破口：月港与双屿港

3．朱纨的悲剧：海上实情实事未得其要领

四嘉靖倭患的真相

1．何谓“嘉靖大倭寇”

2．倭患与真倭、假倭

3．“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五王直之死与海禁的开放

1．胡宗宪招抚王直

2．王直其人其事

3．开放海禁之议

4．月港贸易合法化与广中事例

第二章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

一新航路发现与葡萄牙人东来

1．寻找通往印度的航路

2．葡萄牙人的中国贸易

3．从香山澳到濠镜澳

二以澳门为中心的全球化贸易

1．“东方第一商埠”——澳门

2．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

3．澳门—长崎之间的远程贸易

4．澳门—马尼拉之间的远程贸易

三尼古拉·一官与“海上马车夫”

1．泉州海商李旦

2．尼古拉·一官——郑芝龙

3．“海上马车夫”——荷兰东印度公司

4．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日本的贸易

四“马尼拉大帆船”与太平洋丝绸之路

1．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与西班牙人东来

2．从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太平洋丝绸之路

3．从月港到马尼拉

4．从澳门到马尼拉

5．中菲贸易的鼎盛时代

五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流入中国

1．“商业上的‘纳贡’”

2．全汉昇：美洲白银的1/2被运到中国

3．弗兰克：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1/4至1/3

第三章江南市镇：市场经济与早期工业化

一江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

1．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

2．“湖广熟，天下足”何时形成？

3．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二晚明：江南市镇的迅猛发展时代

1．苏州府与松江府的典型分析

2．江南市镇的规模与结构

三丝绸业市镇的分布及其特色

1．丝绸业市镇的分布

2．丝绸业市镇的经营方式

3．“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

四棉纺织业与棉布业市镇

1．乌泥泾与黄道婆

2．“绫布二物，衣被天下”

3．棉布业市镇的分布状况及其特色

4．棉布业市镇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

5．“土布出洋”一瞥

五经济高度成长与奢侈习俗风靡

1．社会风尚由俭入奢

2．奢侈风尚的典型分析

3．奢侈风尚的经济意义

六余论

第四章思想解放的潮流

一陈献章：“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1．“江门心学”的怀疑精神

2．“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

3．陈门弟子：从贺钦到湛若水

二王守仁：“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1．“学贵得之心”

2．贬谪龙场：“动心忍性，恍若有悟”

3．“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

4．漫长的昭雪之路

三“掀翻天地”的王门弟子

1．“不从人脚跟转”的王畿

2．“六经皆注脚”的王艮

3．“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颜山农、何心隐

四李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

1．赞扬王门弟子“一代高似一代”

2．“假道学以异端目我”

3．“快口直肠，目空一切”

4．“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

5．“先生起千载，高言绝群智”

第五章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优选中国人

一耶稣会士东来：利玛窦的前辈

1．依纳爵·罗耀拉与耶稣会

2．澳门：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通道

3．沙勿略神父：向中国传教的创始人和发起者

4．范礼安神父：中国传教事业之父

5．罗明坚神父：中国传教事业的实际开创者

二利玛窦神父的“本土化”传教活动

1．“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

2．《交友论》：“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

3．《天主实义》：“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

4．“登上了‘月球’”

5．为传教士们留下了敞开功德之门

三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

1．《山海舆地全图》与《坤舆万国全图》

2．《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与《圜容较义》

3．《奇器图说》与《泰西水法》

4．《崇祯历书》

四放眼看世界的优选中国人

1．第一个结识利玛窦的名士瞿汝夔

2．可以与托马斯·莫尔媲美的徐光启

3．“以西法为宗”的李之藻

4．由佛教到天主教的杨廷筠

5．“读书必开眼”的方以智

第六章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

一“虑圣教之将绝”的应社

1．文人结社之风由来已久

2．应社与广应社

3．“尊经复古”

二“负韬世之才，怀救时之术”的几社

1．“十人社”“六人社”与“十八子社”

2．“绝学有再兴之几”

3．剖析朝政利弊的《几社壬申合稿》

4．“关于军国，济于时用”的《皇明经世文编》

三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社

1．复社的尹山大会、金陵大会与虎丘大会

2．门户之争与政治谣言

3．“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4．复社的理想政治——吴应箕的个案

5．《留都防乱公揭》

6．报国无门的悲剧

四余论

《重写晚明史》后记

樊树志，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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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耶格尔（Freidrich Jaeger）在《德国历史中的记忆文化》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提出晚明的大变局，并不是故意耸人听闻，而是希望人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回过头去看一看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曾经发生的巨变，不仅对于重新评估晚明史，而且对于看清近代史以及当代史，都有莫大的好处。

这种情况大体从明中叶开始显现，到万历年间日趋明显，以后愈演愈烈，直到清朝前期依然如此。康熙《淞南志》引用‘旧志’说，从明朝以来，‘人有恒产，多奢少俭’，入清以后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则家无担石者十居其五，而饮食服饰竞以侈靡相尚’。该志书编者引用清初余起霞的话来证实这一点：‘吾乡习尚日异月新，余幼时见亲朋宴集，所用不过宋碗，其品或四或六，其味亦只鱼虾鸡豕；婚娶盛筵果单，实以枣栗数枚而已。自后，宋碗变为宫碗，宫碗又变为水盘，水盘又变为五簋十景九云锣。其中所陈，穷极水陆。一席所费，可作贫家终岁所需矣。往时及见里中素封之家，所服不过褐苎而已，今则绸不足而纱之，纱不足而缎之，缎不足而绫之、锦之，甚且袭以银鼠、褐以紫貂。一帽也，倏而昂其顶，倏而广其檐。一履也，俄而镶其面，俄而厚其底。如是者谓之时人，否则，群以村汉目之。举世滔滔，莫知所自始，亦莫究其所终。’如此追求时尚，一顶帽子，时而讲究高顶，时而讲究阔檐；一双鞋子，时而讲究镶面，时而讲究厚底，与今日的时尚风气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追求排场，挥金如土，还自诩为‘时人’——时尚中人，也就是当今所谓引领潮流的时髦人物，他们眼中的‘村汉’，犹如现今上海人眼中的‘乡下人’。看了这条史料，生活于现今上海的笔者，竟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淞南志》的说法并未夸张失实。明末松江诸生吴履震也有类似的看法：‘今富贵佻达子弟，乃有绫缎为裤者，暴殄何为？奢侈之俗，纨绔之俗，吾松更甚于他方。毋论膏粱势厚，弃菅蒯而贱罗绮，下至舆台仆隶，咸以靡丽相矜诩。’

相隔二十年后，唐力行在《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中回顾这篇文章【龢注：《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还颇为激动。他说：

‘自明末直至上世纪70年代，史家众口一词地指责嘉、隆年间的海商为“倭寇海盗”。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的问题。不少史学工作者至今没有突破忠君爱国的正统观念，他们以是否能保持封建王朝的稳定性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作为研究工作的着眼点。戴裔煊先生以耄耋之年推出他的开创之作《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倭寇”正名，其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勇气是可钦的。’

他还说，1990年文章发表后，居然引来了麻烦——‘被列入有组织的批判对象之一’。时过境迁之后，唐力行感慨地说：‘此事并未了结，恐怕也难了结。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势下，2005年网络和舆论对亦寇亦商的王直的功过是非发生激烈争论，浙江丽水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教师，趁着夜色，带着斧头和榔头来到安徽歙县，热血沸腾地将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上海《新民晚报》也接连刊出整版的文章为之推波助澜。’

这确实是值得深长思之的。人们应当反思，对历史的无知是多么得【龢注：原文如此】可怕。

这些解释都有根据，也言之成理。不过王阳明本人并不就事论事，立论更为高远，这就是他在答复罗钦顺的质疑时，所强调的基本立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这是他的思想宣言，也是他始终坚持的根本观点，在于友人论学时，他再次重申这一看法：‘夫君子之论学，要在于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也，未敢以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这是他对儒家经学传统作了深刻批判之后，悟出的真谛。在他看来，六经非他，乃是‘吾心之常道’，《易》是‘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书》是‘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诗》是‘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礼》是‘志吾心之调理节文者’，《乐》是‘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春秋》是‘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又说，六经是‘吾心之记籍’，六经‘具于吾心’，就好像‘产业库藏’具存于家中，记载不过是‘名状数目’而已。但是后世学者不明白这个道理，‘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六经矣’。于是他毫不留情地谴责经学家‘乱经’、‘侮经’、‘贼经’：

‘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其中的深意大可玩味。邹振环说：‘利玛窦撰写《天主实义》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既要力求向追求理性的中国人灌输这些属于异质的天主教教义教理的因素，又要尽可能地在保持基督教之宗教独立性的前提下，与儒家的伦理观念进行必要的妥协。我们从《天主实义》一书可见，面对这一难题，利玛窦在两者的张力之间显示了自己最高的睿智……大量征引儒家典籍并加以发挥，努力以一种貌似儒家学者的态度，采用儒学术语来批驳佛老，是《天主实义》的一大特色。为了争取上层士大夫的支持，利玛窦努力寻找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切合点。’因此，他的援儒入耶的适应策略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欢迎。

次年，复社人士乘金陵乡试之机，在 冒襄（辟疆）的淮清桥桃叶渡河房，召开大会，正式发布《留都防乱公揭》，声讨 阮大铖，在《公揭》上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领衔的是东林弟子代表顾杲，天启被难诸家代表黄宗羲。这篇檄文揭露阮大铖的逆案祸首老底，写得慷慨激昂，气势夺人：

‘杲等伏见皇上御极以来，躬戡党凶，亲定逆案，则凡身在案中，幸宽鈇铖者，宜闭门不通水火，庶几腰领苟全足矣。矧尔来四方多故，圣明宵旰于上，诸百职惕厉于下，犹未即睹治平，而乃有幸乱乐祸，图度非常，造立语言，招求党类，上以把持官府，下以招摇通都耳目，如逆党阮大铖者可骇也！大铖之献策魏珰，倾残善类，此义士同悲，忠臣共愤，所不必更述矣。乃自逆案既定之后，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为实然，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至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宁”之谣。意谓大铖此时亦可稍惧祸矣。乃逃往南京，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又假借意气，多散金钱，以至四方有才无识之士贪其馈赠，倚其荐扬，不出门下者盖寡矣。’

书籍介绍

本书是复旦大学明史研究专家樊树志先生“重写晚明史系列”的一种，也是樊树志先生积六十余年研究之功，对晚明历史高屋建瓴的总论。本书不仅以宏阔的全球史视野推进晚明史研究，而且对中国大历史的变迁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 ——晚明大变局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