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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农村妇女——作为考察的中心点，我们对中国革命会有什么样的理解呢？在《记忆的性别》一书中，贺萧自1996年至2006年期间，用十年时间，访谈了陕西农村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等革命年间的生活变迁史。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史的叙述和富于洞见力的分析，贺萧像我们展示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如何既带有地方性，又具有个人色彩，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了农村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农事、家务、政治行为、婚姻、分娩、育儿，甚至是她们的德性观。这些妇女从当下的制高点叙述自己的过去，她们强调了自己固有的美德、重要的功德和深藏于心底的怨恨。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及当下，她们的记忆能对我们说出什么样的、关于社会性别作为一条权力、差异和集体轴线的故事？通过展现这些记忆，贺萧有力地审视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目录

中文版作者序

导言

记忆所在之处

缺失的历史

研究计划

章  

框架

地点：“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

档案

聆听者

叙述和记忆

记忆的社会性别

第二章  

家里没人

大山沟里的死亡

可以诉说的苦难

逃荒

裹脚和农活

织布

失去

征兵和男人的缺席

躲藏

解放

家里没人

第三章  

寡妇（或领导的美德）

曹竹香和苦难的考验

为革命提供衣物

蹲点

土地改革

互助组和当领导的危险

妇女和家庭国家效应

塑造劳动模范、塑造美德典范

第四章  

积极分子

超越封建

冬学

表演：歌、舞、戏剧、会议

婚姻

《婚姻法》

考虑离婚

和声：使国家效应进入家庭

运动时间以外

第五章  

农民

合作社的兴起

高级合作社

动员妇女

工分：一个有效的社会性别分析范畴

农事女性化

重现“家里没人”

不满

第六章  

接生员

农村的接生方法和旧产婆

接生现代化

农村的接生方法

接生合作化

超越运动时间：接生的故事

刘西罕和有关生育危险的魑魅魍魉

第七章  

母亲

使可见的变为不可见的

家庭生活

夜里做针线活

托儿

母子之间的感情联系

干部、忠诚、轻描淡写

母亲的矛盾

第八章  

模范

美德的谱系

搜寻

演讲

劳动

写作

记忆

传记和内在性

第九章  

劳动者

大跃进劳动：男人（与一些妇女）的离开

“大跃进”农耕和农业的女性化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五化

吃食堂的时候

生存策略

运动时间和时间的皱褶

看不见的累积

第十章  

叙述者

进步

核心家庭的风靡和对老人的排斥

附录

访谈

参考文献

贺萧（Gail Hershatter），曾求学于美国汉普郡学院、中国南开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现为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自身讲座教授。著有《天津工人，1900-1949》，《个人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妇女》，《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和现代性》，《中国妇女在漫长的20世纪》，《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等。其中，《危险的愉悦》和《记忆的性别》分别于1997年、2012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女性史纪念奖”（Joan

Kelly Memorial Prize in Women’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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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不是“真相”的储藏室；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所说，记忆不只需要建立印迹，还需要对这些印迹进行重读。随着叙述者活跃地创造新的意义，记忆似乎也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被重新创造。必须不断地重新排列人们对所记得的事情的理解，记忆的色彩才有可能会改变。每一种叙述都会带来遗失，因为当记忆被再次开启和重新放置时，它已经远离了感官经验和讲述者先前对一个事件的理解。然而与此同时，每一种记忆都是一种创造——未必是全新的发明（尽管也有），确是过去的事件与现时的特定情况汇集的产物。亚历桑德罗·波特利写道，对历史学者而言，口述资料的价值“不在于它们保存过去的能力，而在于记忆所能引起的变化。这些变化揭示出叙述者如何企图理解过去并为他们的生活赋予一种形式。”人们所记忆的事情是历经持续修改、重述、发明，有时是小心防守的沉默后的产物。

颁发土地证的时候，其他冲突也凸显出来。尽管每户家庭的男人、女人、小孩都分到了土地，土地证却是发给家庭的。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定家里所有成年男女的名字都必须出现在土地证上，但在陕西的很多村庄，只有男人的名字出现在证上。这在G村引发了妇联干部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冲突。 何改珍在回忆这段很久以前的论争时，提到了“翻身”这个革命概念，其原义为“将身体翻转过来”，引申为“摆脱经济和政治压迫并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

......

1952年末，省妇联让各地方分部去建议当地领导遵守省里的指令，将妇女的名字写到家里的土地证上去。指令的语言明示男领导们应当遵循国家政策，这暗示了在一个并不是总是关注妇女利益的国家机器内，代表妇女利益会遭到的种种挫折。

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土改掩盖了妇女纺纱和织布在维持家庭生计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例如，在1950年的一次当地妇联大会上，与会者们提到，党阶级标签派发出去的时候，有些织布的妇女被算作是“家里主要劳动力”。他们说，这违反了党和国家的规定，因为“主要劳动”应该是指农业生产。将纺纱和织布当做主要经济活动的妇女可被划分为“劳动者”，但只有一年中耕种达四个月的妇女才能被算作“农业劳动者”。这项规定或许可以使贫困的纺织家庭不被贴上更富有阶级的标签。然而此于同时，此规定也将注意力从妇女在非农业劳动上的贡献转移到家庭收入上，开始了一个妇女在家产布将不被算作有酬劳动的漫长过程。

妇女在拉开土改序幕的政治对抗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土改本身却对妇女产生了极为矛盾的效果。它在土地分配时算上了她们，却不总是把她们的名字加到土地证里。妇女被号召起来向地主诉说受到的剥削、特别是女子受到的虐待之苦，但妇女纺织生产付出的劳动却被遮掩了起来。

关于曹竹香等劳动模范的官方记载对植棉、与自然作斗争、政治敌人背信弃义等题材进行了生动流畅的记录，但令人费解的是，对有关孩子方面却缄口不提。尽管 50 年代发行的刊物谈论了如何在农忙季节组织托儿设施,却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女劳模需要这种托儿帮助，以便发挥她的历史作用。我们如果不赞同那种认为母亲与孩子有着神圣纽带联系的本质主义论，也不想当然地认为关心育儿是一种“超历史”的定式，那么我们依旧会忍不住将这种缄默看作是国家带来的失败，甚至看作是一种图利忘义的尝试：把妇女宣扬为模范，却从不认可她们为模范角色所付出的物质和情感。总之，这种缄默可以被解读成是进一步追随了长征的错误理念：国家干脆假装妇女的情况跟男子的一样，将女子吹捧成为跟男子平等、一样能够从事艰苦卓绝的劳动。然而，这样的谴责不管多么让人得到短暂的满足感，从政治上来说是愚蠢的，在历史上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谴责忽视了女劳模们曾经是如何满怀热情地（现在回忆起来依然不带明显的矛盾态度）承担起模范的职责，也忽视了劳模地位给她们带来的荣誉以及这一地位势必带来的日常工作。

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并不能让我们对过去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但它出人意料并且引发思考，根据聆听者的不同需求而朝不同方向放出线索。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可供再阐释；可以被编织进许多更大的叙事里。

在中医和礼仪的文字中，分娩本身被视作是一个不洁和危险的场合。

南郑县一句流行的谚语概括了这种危险：“儿奔生，娘奔死。” 难产的情况下，母子的生死便取决于当地产婆的技术。1950 年代政府工作人员走访了一些产婆，这些产婆描述了难产的种类及其接近残酷的应对措施。“井圈生”指产道太窄婴儿无法娩出，产婆用腿支撑产妇后背，把她往后拉，挤按产妇的肚子把胎儿挤出来；要么就神道道地“用斧头砍绳，或用斧头在井口砍三下。” 这样似乎是为了以井口来象征产妇的阴门，井绳象征脐带。）如果胎儿还生不下来，产婆就问产妇的长辈要孩子还是要母亲；如果要母亲，产婆就用一个钉子

做成的钩子或者砍柴刀把胎儿拉出来，有时用刀或者镰刀把胎儿肢解在子宫里。

“饿老生”指一只手或脚先出来而产婆无法把它送回去，这种情况产婆就用针扎手脚或者用刀把它砍断，或者在上面抹盐（村民认为如果孕妇出门时手里有盐，她生产的时候胎儿就会伸手要盐）。“西瓜生”是指胎儿生下来的时候仍包在浆包里，而产婆不懂得打开浆包，却把胎儿活埋。然而，有经验的产婆则会用手把浆包撕开，把婴儿拉出来。如果婴儿不啼哭，她会撕下一片糊窗户的纸，放在婴儿胸前焚烧以助其呼吸。18 孩子几天生不下来叫“慢生”，这种情况下产婆就要开骨缝，有其他两个人把产妇的两条腿尽力拉开，产婆在手

上抹点油把胎儿掏出来（开骨缝会导致产妇终生残疾）。如果婴儿的屁股先出来（莲花生），产婆会把屁股推进去再把双腿拉出来。如果羊水未破，婴儿的头就先顶出来一个包（顶包生），产婆会用手撕破让水流掉，然后用双手往下推胎儿直到胎盘下地为止。19 胎盘不能娩出的时候，产婆就用手把它拉出来，为了止血就熬些黄蒿水、墨水、童子尿让产妇喝，因为这三种东西性凉。这些描述突出了有经验产婆的技术和知识，以及她们有时采取的残酷措施。1949 年以前的陕西农村，分娩时死亡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石翠玉的母亲和两个婶婶都于一百天内相继死...

解放后不久，共产党和国家即开始努力复训旧产婆和培训新法接生员。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对待接生问题上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而是实践上的：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要广泛和有效得多，相应地中共在农村的接生改革也影响了更多的人。

例如，1950 年 6 月，在两名助产士的陪同下，年轻的妇联工作者们来到了西安以南的长安县西韦曲村。她们此行的目的是调查农村的妇婴工作——这一举动如此之早令人吃惊，甚至比土地改革开始得还要早。她们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当时村民们正忙着麦收和筑坝，大多数妇女都在田里劳动，无法开会。由于调查人员询问孩子和给他们接生的情况，有的村民担心她们是来抓孩子或惩罚产婆的。面对充满困惑和疑虑的沉默，工作组不得不将工作从西韦曲转移到东韦曲，正好有一个当地的妇女主任在那里。在她的陪同和许可下，她们走访了各个生产队队长（每个都是男性）的家，向他们的妻子和姑嫂解释调查的目的。通过这种方法，她们找到了 6 个产婆并对其一一走访。

编辑推荐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的声音是被忽视的，农民甚至被视为愚昧落后的象征。而农村中的女性，则更处于边缘社会中的边缘，她们的声音，长期以来被宏大的叙事所淹没了。解放、建国、集体化……这些官方的话语能否涵盖她们的生活？美国女性社会学家贺萧，

用了十年的时间深入中国陕西农村，访谈了72位老年妇女，聆听她们的声音，打捞即将逝去的历史。读罢书稿，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些女性，既卑微又伟大，她们身上蕴含着有如地母一般的力量，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命运的重担。她们，是共和国的母亲……

媒体评论

我被贺萧《记忆的性别》一书中的世界深深吸引。书中的每一个口述故事都是如此令人着迷、令人惊异，并为历史赋予了一抹——通常是令人心碎的人性色彩。正如此书所示，历史不仅仅是记录下来的事实，亦是那些曾经无法发声的人们的记忆。

                                             ——谭恩美（《喜福会》作者）

书籍介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后世著作也对此多有研究论述。然而，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却对此鲜有发声。本书开创性地从性别研究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切入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作者用历时15年收集的口述史资料，向我们描述了陕西省某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被访者的人生故事，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记载了农村社会变迁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作者让我们看到，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女性突破了小家庭的范畴，*次走向社会，融入社会。不少女性通过扫盲，获得初步知识文化，甚至获得成为农村助产士的工作机会。也有不少农村女性在集体化过程中，突破家务劳动的小圈子，进入集体劳动过程，甚至成为劳动模范，在其中获得自尊与自信的提升。集体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逐渐走向男女平等，提升妇女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作者通过性别差异这个权力轴线，切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性别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著作通过女性视角，丰富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客观地认识那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