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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得解释一下何谓“企业家”。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经常会被当成一回事儿，但我们一定得对他们做出区分。职业经理人的职能在于，在给定的目标与规范下，让企业保持良好的运转；企业家的职能则在于，勇于冒险，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破坏”，突破旧有的目标与规范，创造新的目标与规范，在质的层面刺激出真正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在量的层面简单扩大。

企业家“创造性破坏”这一特征，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能彼特率先提出的。熊彼特认为，企业家要作为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创始者，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形成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市场经济就是要创造并进而破坏既有的经济结构，这个创造和破坏的过程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竞争实现的。

但要做到这种创造性破坏，实际上是很难的。任何人在行动的时候，对于过往的成功都有着相当程度的路径依赖。这是因为，既有的路径让人能够以更加稳定可预期的方式继续获得成功。但是，这会让人没有能力去创造新的东西，没有能力去回应大的挑战，从而限定了发展的上限。

真正的企业家要做的，就是破坏过去的成功路径留下的行为规范，敢于冒险，承担巨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创造出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愿景，并在此过程中对生产要素进行各种全新的组合。但在完成了创造性破坏之后，必须形成新的规范，才能把创新的成果有效地保留下来。在新规范形成的过程中，职业经理人就会参与进来，去落实新的规范。也就是说，真正的企业家是敢于冒险进行创造性破坏、突破旧规范、形成新规范的人物，而职业经理人是让新规范能够真正发扬光大的一个职业性群体。

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甚至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但企业家身份是一种稍纵即逝的状态。一个人由于创造性破坏而成为企业家，但是当他建立起企业，并开始按部就班地经营这个企业时，企业家的身份就消失了。所以，“创新”是判断企业家的唯标准。至于什么才算创新，熊彼特划分出5种类型，分别是...

第一，跨国运作的各种公司应该形成一种联合机制，在既有的国际经济治理已经失效之处，发展出自治性的组织，我姑且称之为“商会同盟”。同盟中需逐渐商谈、演化出可被普遍接受的行为规则。实际上，相关方面的行为规则已经有不少，但它们并未获得自觉，也就无法被系统化地整合为一个体系，而更多地作为零散、偶然性的存在。未来，各种公司、商人应该朝向这样一种同盟及“规则自觉”的方向迈进。

第二，这个商会同盟应该设立执行委员会和仲裁机制。之所以设立的不是司法机制，是因为商会同盟无法拥有强制执行权，否则它就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国家了。而仲裁无须强制执行，只是提供第三方裁判权，从而为争议双方提供一种正当性的判准，商会同盟就可以完成这种工作。这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的功能有些类似，但商会同盟很可能会基于新的技术和经济逻辑发展出一种新的仲裁机制。争议双方应自动履行仲裁裁决，如果有一方拒绝履行，商会同盟的执行委员会便有权发出警告、进行罚款，乃至将其开除出同盟。

第三，开除出同盟之所以会有实质威慑力，应当是因为同盟资格会为成员带来一系列商业上的好处。包括在同盟内更便捷的融资渠道、更低的交易成本，以及对用户而言更高的品质和信誉的象征一一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对品质和信誉的追求应当是商会同盟的道德基础所在，只有具备了道德基础，同盟本身才是可持续的，对于同盟外成员オ是有吸引力的。由此，商会同盟可能是新的技术条件下新的商业伦理的孕育之所，它可能会发展为一个商业一伦理共同体。

第四，商会同盟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形成资本额与投票权之间的比例关系，从而克服现有多边组织中权责不对等的困境。由于商会同盟的伦理性出自实践世界中商人自治的过程，而且会通过仲裁机制不断自我净化，可以克服现有多边组织中价值观不连贯的困境。如此一来，商会同盟便应具有一种中立性。

支撑他们在越南奋斗的除了谋生的需要，多半还有想要积攒一定资本，最后荣归故里、光宗耀祖的念头。但是，他们和雷祖旋一样，在海外奋斗若干年后却发现，自己很可能已经回不去了。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们会突然之间陷入一种意义的虚无感中。

既然故乡已经回不去了，辛辛苦苦在海外的奋斗和积累还有 什么意义呢？越南不再是收获希望之地，而是无奈的栖身之所，即便积累了一定财富，这也与生命的意义不再有那么深的关联。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会在历史中彻底湮灭，不会有人记住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曾经的努力奋斗。既然如此，努力还有什么意义？他们陷入了巨大的身份困境。

很多后发国家都尝试过制定产业政策，但大多失败了，只有一小部分取得了成功。这一小部分成功的，都有个基本特征——其产业政策都是出口导向的。反过来说，走进口替代道路的都失败了。

原因在于，进口替代的策略是用关税来保护国内不成熟的产业。那就意味着，这个产业的产品价格一定是高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的，自然没有出口竞争力，只能在国内市场发展。而本国的市场规模压根没法和国际市场相比，也就无法支撑这个产业发展出成规模的供应链网络。并且，由于有关税保护，这个产业没有竞争压力，也不会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动力。长此以往，就越发没有存活能力，只能靠政府不断补贴才能撑下去。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

而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的政策则应该是更富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很可能表现为，政府退居幕后，民间力量更多地站到台前。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的分布式组织技术具体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没人能够说清楚。但我们知道的是，政府更擅长集中式的组织技术，而分布式组织技术的演化天然适合以民间力量为主。并且，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对跨国的民间力量抱有更多期待，因为信息技术对国界具有穿透性，新的秩序及新的法权原则的演化生成当中，需要一种有跨国视野的民间力量参与。

海尔作为大企业，在经济空间中穿透政治空间的各种现实实践提醒着我们，在思考经济问题时必须要时时反思，不能被封装式思维困住。

在反思中，我们旋即就会想到：企业是法人体，它实际上是一种基于法律而构造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而在经济空间中活动的更加真实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没有人的活动，企业就只是个观念而已。

这些人在穿透国界、进入其他国家之后，虽然会被现实环境强行打破自己的封装式思维，但是要面对异国人士的封装式思维。这一系列处境会让他们脱离自己熟悉的意义空间，而要想进入新的意义空间却并不容易。他们会被迫面临各种身份困境，要在文化差异的冲击力努力调适应对，也会在此过程中发展出各种隐性知识。

未来的商人秩序，会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演化出来的，对商人秩序的思考，显然必须有“人”的视角。这种视角恰恰是被封装式思维遮蔽掉的，也是我们在今天必须重新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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