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升级机理及路径 杨瑾 著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是以高新技术为知名品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价值链中处于高端核心环节，决定着整个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柱，是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引擎。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主要包括航空、航天、航海、大型装备和大型电信等复杂产品系统，具有纵向一体化产业链、跨链条与跨区域、多个核心企业共同协作、技术含量高和产品复杂程度大等典型特点，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安全的关键领域。我国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作为一个拥有较完善产业链的集群体系，呈现出典型的"轮轴型"产业集群的特点，并通过规模效应，带动集群发展。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 研究内容

1.4 主要研究方法

第2章 影响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绩效的关键因素

2.1 原始数据收集

2.2 问卷设计

2.3 集群绩效关键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第3章 集群网络结构

3.1 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网络要素界定

3.2 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网络结构模型

第4章 集群网络结构与集群绩效关系的理论假设

4.1 网络结构变量定义及测量

4.2 研究假设

4.3 模型验证方法与程序

第5章 集群网络结构与集群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5.1 量表描述性统计分析

5.2 信度分析

5.3 效度分析

5.4 模型分析

5.5 实证结果分析

第6章 网络关系嵌入对集群供应链的影响

6.1 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供应链

6.2 集群供应链三维空间模型

6.3 网络关系嵌入对集群供应链协同与绩效的影响

第7章 影响集群模块化升级的因素

7.1 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升级

7.2 影响集群模块化升级的主要因素

第8章 集群模块化升级的理论假设

8.1 模块化与集群创新

8.2 集群创新与集群升级

8.3 模块化与集群升级

8.4 集群创新的中介效应

8.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8.6 模型检验方法与程序

第9章 集群模块化升级的实证分析

9.1 研究样本与数据

9.2 变量测量

9.3 描述性统计分析

9.4 假设检验

9.5 实证结果分析

第10章 逆向外包的内涵和形成条件

10.1 逆向外包的内涵

10.2 逆向外包的形成条件

第11章 基于逆向外包的集群升级及其特点

11.1 基于逆向外包的集群升级

11.2 基于逆向外包的集群升级的特点

第12章 基于逆向外包的集群升级理论假设

12.1 逆向外包与集群升级

12.2 逆向外包与集群技术创新绩效

12.3 集群技术创新绩效与集群升级

12.4 集群技术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

12.5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第13章 基于逆向外包的集群升级实证分析

13.1 研究样本

13.2 变量测量

1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13.4 假设检验

13.5 实证结果分析

第14章 实践策略

14.1 提高集群绩效的策略

14.2 基于模块化的集群升级策略

14.3 基于逆向外包的集群升级策略

第15章 结论与展望

15.1 主要研究结论

15.2 创新之处

15.3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1 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绩效关键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附录2 集群网络结构对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绩效影响调查问卷

附录3 网络关系嵌入对集群供应链协同与绩效影响调查问卷

附录4 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模块化升级路径研究调查问卷

附录5 基于逆向外包的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升级机理调查问卷

后记

杨瑾(1973.5—)，管理学博士，教授，美国奥多明尼昂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商学院访问学者(2010.1―2011.1)。主要从事高端装备制造业竞争力与竞争优势、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政策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项，其他各类省部级基金项目5项。先后参与其他重量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其中2项分别获得陕西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和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在《科研管理》《中国管理科学》等核心期刊及靠前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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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前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甚至是严重损失，那些创新能力不强、靠前竞争力较弱和产业集中度低的中小企业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岌岌可危，而那些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在产业集群支撑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受到的影响和冲击则相对较小。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支撑和拉动作用。

    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是以高新技术为知名品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价值链中处于高端核心环节，其竞争优势是整个产业链综合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业转型升级，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柱。加快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发展和升级的步伐，成为提高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是抢占未来科技和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对我国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领域。以被称为“工业之花”的大型飞机为例，据统计，一架大型飞机由300万~500万个零部件构成，涉及机体、发动机、航电设备、机电设备和标准件、其他部件五个主要部分。这些零部件涵盖了机械、电子、材料、冶金、仪器仪表、化工等几乎所有工业门类，需要数以千计的供应商来生产，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拉动作用。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来看，大型飞机对整个产业升级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靠前外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大型飞机制造是工业发展的催化剂，将引领与其高度相关的装备制造、高端材料、动力系统、电子通信等产业快速升级，辐射和带动国家整体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优化，从而有效提高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波音公司的研究指出，民机销售额每增长1%，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拉动为0.714%；一个航空项目发展10年后给当地带来的效益产出比为1:80，技术转移比为1:16，就业带动比为1:12。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研究也指出，航空高科技企业及其核心技术衍射到相关产业，可以达到1:15的带动效应。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才是积极且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然而，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集群的大力支持。根据价值链分工合作的原则，产业集群以一个知名品牌产业为核心，将大量相关企业、组织集聚在某一区域内，进而形成技术、资源上的优势（徐毅和张二震，2008a）。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因其显著特点而多以产业集群的组织形式兴起并发展壮大，如美国西雅图聚集着以波音公司为核心的航空产业集群，而法国的波尔多和图卢兹城周边则是空中客车厂商的基地。同样，在我国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集聚着以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航工业靠前飞机设计研究院等为核心的航空产业集群。

    随着21世纪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等高科技技术的应用，模块化技术在产品设计、研发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形成了一种新的组织方式——模块化网络组织。正是由于产品的模块化，产品的生产制造可以分为不同的节点，每个节点由不同的企业独立承担。模块化网络组织利用看得见的规则，即模块间的接口标准，形成一个功能齐全的整体系统；模块内的信息具有封闭性，即其是隐形模块，这样保证了企业间的自我创新空间；部件功能独立性为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模块进一步分解提供了可行性。由此，产品模块化为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以产业集群的方式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平台。

    模块化分工的出现不仅有助于发达国家降低成本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而且也为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的升级开辟了新的路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模块化升级进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阻碍，突出表现在我国产品模块化设计和生产水平仍然较低方面。在经济优选化和靠前分工体系下，一方面，我国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企业难以突破外国跨国企业的技术控制，在高端环节仍然大量依赖进口；另一方面，我国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企业无法形成与外国跨国企业相抗衡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整体上仍然处于优选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难以实现集群升级和向优选价值链高端攀升。例如，近年来，尽管我国在航空、航海、高铁等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发动机、导航系统、轮毂等关键核心部件仍然受制于发达国家，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的发展升级。面对上述困境，我国要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强国的战略转型，就一定要大力发展优选靠前的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而模块化是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发展的趋势之一，因此，研究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模块化升级路径，不仅可以丰富产业集群升级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能够从模块化视角并运用模块化方法探寻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升级的路径与对策，为政府、行业协会及集群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此外，在产品模块化的基础上，近年来逆向外包理论逐步兴起，为我国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升级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战略方向。逆向外包又称为逆向发包、反向外包、反向发包等。传统外包是指企业把原本在内部完成的生产等活动交由外部企业主体完成的分工方式（徐毅和张二震，2008a）。在经济优选化背景下，外包由一国范围内的企业间层面逐渐扩展到了靠前范围内的跨国企业间层面，而十分普遍的现象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国外包。如果把这种由发达国家知名品牌的跨国外包在方向上定义为“正向”，那么由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向发达国家发出订单需求的跨国外包就称为逆向外包。由逆向外包带来的靠前分工，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研发资源，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资源，另一方面也为面临本土激烈竞争的发达国家提供了新的市场发展机会。这种分工的演进微妙地改变了以往的优选价值链的格局，为发展中国家本土产业实现由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提供了新的路径。我国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可通过集群企业主动实施的逆向外包战略，抓住“第二波优选化”机遇，实现集群整体向优选价值链高端攀升。

    1.1.2 研究意义

    目前，我国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呈现出“轮轴式”产业集群的特点，即以集群网络中几个大中型企业为主体，通过优选的技术、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和良好的信誉而形成大量的关系链接，这些主体成为集群中的核心，并通过这些关系链接，辐射周边中小企业和其他相关机构，从而实现规模效应，提高集群绩效，带动集群发展。但同时，我国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实力总体上仍处于较低层次。

    靠前外学者从理论层面的创新到实证层面的调查和案例分析，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集群的研究，而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去研究产业集群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产业集群本身可看做一种网络的组织形态，当其与社会网络理论相结合时，会产生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进而使产业集群的研究拓展到更多、更新的领域。产业集群与社会网络的结合在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具有学科交叉的优势和优选性，并能为决策者开辟一个新的视角，具有较高的实用性。本书拟运用网络分析理论，以促进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升级发展为目标，分析影响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绩效的关键因素，提出集群网络结构与集群绩效之间的关系假设，构建两者之间作用机理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和假设检验，探究大型复杂产品制造集群网络结构与其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

    在多样化和定制化需求下，大型复杂产品模块化缩短了系统集成商对市场需求和竞争者举动的响应时间，加速了集群的创新。集群内部各模块是知识的载体，其通过对已有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降低产品的设计风险，提高产品的创新速度。采用模块化生产方式不仅可以满足批量化生产需求，还能通过对模块进行不同组合满足顾客的多样性需求，使集群创新变得更加灵活，提高集群的创新效率。关于模块化的研究，国外学者通过分析探讨了模块化的成因和影响机制以及在IT领域的应用。靠前学者也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在定性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模块化的概念和特征、模块化理论的发展、模块化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模块化生产方式对制造业的适用条件等方面；在定量研究方面，主要围绕产品模块化对组织创新、组织绩效、企业能力和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直接影响。但是，探讨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模块化升级路径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探索模块化与集群升级的关系、产品模块化会对集群升级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其影响过程是否会受到其他中间因素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书研究产品模块化对集群升级的作用机理及过程，不仅可以丰富集群模块化升级这一研究领域，而且也可为政府和企业从相关层面上采取措施，引导、促进和优化大型复杂产品制造集群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刘志彪（2012）把我国以出口为导向、“利用别国市场而用足本国低端生产要素”参与经济优选化获得的经济增长称为“靠前波优选化红利”。现如今，在优选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应发展基于内需的优选化经济，可以说是“利用本国市场而用足国外不错创新型生产要素”发展本国经济，由此获得的创新经济增长即被称为“第二波优选化红利”。在我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政策红利逐渐弱化，出口外向型导向与丰富廉价要素驱动相结合的经济增长模式遭遇重大挑战之际（孙喜，2014；戴翔，2014），吴福象和曹璐（2014）认为我国亟须抓住第二波优选化机遇，即发展基于内需的优选化经济，利用我国靠前市场充分吸收优选不错生产要素，尤其是消化、吸收和整合优选创新要素，以发展我国的创新经济。而逆向外包恰好是我国引进国外不错生产要素与资源的重要方式和途径。逆向外包战略将充分利用本国市场和优选市场的相互作用关系，优选限度地吸收和消化发达国家的高端创新型要素与资源，为我国所用，促进我国产业向创新型转型与升级。由此，本书在产品模块化的基础上，厘清基于逆向外包的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升级机理，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扩展产业集群升级理论，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大型复杂产品的高端创新研发技术，向优选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从而实现由“以人为主”的被控制关系向“以我为主”的控制关系转变，以及为我国政府、行业协会、产业、产业集群及集群企业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提升我国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的靠前竞争力提供决策依据。

    1.2 靠前外研究现状

    西方学者对产业集群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者采用实证研究或规范研究的方法，立足于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研究产业集群，形成了各种理论流派。Porter认为，产业集群具有自身不断升级趋势，其升级途径是创造不错生产要素、建立上下游的合作网络、保持靠前的竞争环境、政府在升级中制定适当的升级政策。Marshall认为升级是促进集群健康发展的机制。鲁格曼认为，产业集群自身具有不断演化的能力。经济社会网络理论认为构建良好的社会网络是集群升级的一个重要支撑。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产业集群又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Chiaroni和Chiesa（2006）提出了分类识别集群创建的两种主要形式：①自发的集群，这是关键因素自发共存的结果；②政策驱动的集群，这是由政府角色所引发的，即无论是作为应对危机的工业政策还是作为一项促进某个技术行业发展的决定，政府都想营造适合集群创建的环境。Iammarino和McCann（2006）把以交易成本为基础的分类延伸为以集群知识为基础的分类，探讨了定位模式、创新过程和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交易成本法、创新、技术体制框架大体一致，而对集群的微观基础、性质和演进的认识与理解是由这些分类系统提供的。Roveda和Vecchiato（2008）认为无论是隐性知识还是显性知识的生成与发掘，都会通过社会化、融合性及靠前化过程实现对当地企业产品和过程的创新。Chung（2009）通过分析仁川地区的物流业及其相关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企业提供了一个选择建立航空物流集群战略类型的依据。Kajikawa等（2010）基于现有的组织和网络理论研究了日本八个地区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网络，发现这些网络因网络节点企业的薄弱，需要加强网络链接活动以支撑优质网络的发展。Azadegan和Wagne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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