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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教授近年撰写了许多“与专业反思有关”的学术随笔，反映他对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学工作的反思与理解。这些与他走出书斋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历史、发现中国、认识世界异曲同工，一个目的即追索历史的纵深感，尝试发现和讲述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本书用一系列个案讨论了诸如历史学家的美德、史料的运用及反思、历史叙述的多样及其背后的原因、历史的记忆与遗忘、怎样超越民族主义史学、古代民族的起源传说与神话、历史研究的想象空间、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进退波动、帝国帝制的内外轻重等问题，以历史学家的方式质疑传统的历史论述，示范了一种健康的看待和解释历史的态度、方法。

小序

历史学家的美德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遗忘的竞争

当人们都写汉语时

走出民族主义史学

世上本无黄种人

——读奇迈可《成为黄种人》

双螺旋的低语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

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作为历史的狼说

北魏常山公主事迹杂缀

忽必烈的历史挑战

——读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

昔日太宗拳毛騧

——唐与突厥的骏马制名传统

达吕耶的佩剑

——历史与想象的纠结

关于“西有敦煌，东有朝阳”的几点说明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

中华帝国体制的内外轻重

本书所收文章来源

罗新，1963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专业代表作《中古北族名号研究》（2009）、《黑毡上的北魏皇帝》（2014），著有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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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美德

历史学有什么用？历史不等于过去，“过去”只有被诠释被讲述之后才成为“历史”。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无比巨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并且被讲述出来的那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被讲出来的历史就不再等同于过去：过去的无数方向、无数线索被简化成历史的单一方向和单一线索，过去无可计数的参与者被简化为少数人群及其精英，主人公和中心人物出现了，目的和意义诞生了。

从过去中选择原料、组织模型和生产历史，是人类古老、基本的智力活动，而对历史的生成、演变、发展和应用这个过程进行考察的学科就是历史学。既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历史，对所使用的历史本身进行考察，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适当地使用而不是滥用或错用历史，就关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确保这一职责得以履行的，就是历史学家的美德。

什么是历史学家的美德？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求真”。然而求真不是美德，求真是历史的本性。讲述真实的过去，忠诚于事实，是历史的特性。没有人会说他讲述的历史不够真实，所有人在使用历史时都深信或至少是宣称这个历史是真实的。这是由历史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讲述真实的过去、忠诚于事实，是历史的特性。当然，许多曾经被认为是真实的历史，后来逐渐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而归入神话、伪史或编造。事实上，历史学的历史表明，太多太多的历史都已被剔除在历史之外，过去的许多历史知识现在已经被归入神话或伪史。各个文化各个时代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秉持求真的职业精神，然而他们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制造神话与伪史。求真几乎可以等同于历史学的职业本身，还不能说是一种品德。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家的美德呢？历史学家有三大美德：批判，怀疑，想象力。

因为历史如此有用，生产伪史、窜改历史、制造遗忘，以及滥用或错用历史，就是历史应用的基本形态之一。从古至今，已经积累了巨量的历史知识库，我们今天讲述历史，主要是面对这个知识库，重新选择素材、组织史料、阐述意义。通过对已知历史进行考察，我们确认或否定前人的某些讲述，在新的问题意识下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新的历史知识是从旧的历史知识中生发出来的。当我们面对旧的历史知识，首先需要的是批判和怀疑。批判性思维是人类理性的基础，历史思维的价值就在其批判性。可以说，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将会被揭穿被剔除被取代，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证据单一而使质疑者无可奈何。怀疑与批判的美德使我们不仅勇于揭破神话创造新知，而且有助于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离。

正如前贤所言，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一种对已有论述的质疑、纠正、提升或抗争，是在过去的混沌中重新发现或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如果沉浸在已有论述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那就成了旧历史的囚徒，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没有选择能力，就不会有选择不同方式观察自己的能力，也就不可能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史料自己不会说话，史料不是透明的、无辜的，它们是在特定情形下，由特定作者因特定目的为特定读者写下的。批判和怀疑的品德帮助我们质疑陈说，提出论辩。论辩开掘出通向改变的道路。

学历史的都知道，过去当然是确定无疑的、已经发生的、的。但事实上人们总是因眼前的需要而把过去那个改写为多种。我们所知道的过去就是多种多样的、非常复杂的，充满了可能性，是基于一代又一代、一群又一群人的需要而反复改写的结果。从古至今积累了巨量的历史知识库，今天研究历史、写历史的人，主要是面对这个巨量的知识库重新选择和组织素材，赋予目的和意义，这样就写出了新的历史。通过对已知的历史进行考察，确认或者否定前人的某些讲述，在新的问题意识之下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历史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有，是从已有的历史当中生产出新的历史来。

想象力是历史研究的另一大美德。历史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替代性经验”，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历史是人类思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自己。有一句著名的话：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往昔乃是异乡）。访问过去好比访问外国（异乡），那里的人们跟我们有点像也有点不像，观察他们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历史是揭示人性的，但不是通过抽象的哲学方式，而是通过让我们经历他人的经历，认识我们共有的人性。在这一精神过程中，想象力是至关重要的。

起源之前总有其它起源，后果之后总有更多后果。任何写下来的历史都仅仅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远非全部。史家必须选择：他要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并基于这个判断来确定故事的起点与终点。当面对“只能如此”、“从来如此”的教条论断时，历史让我们提出抗辩，因为历史教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就有多种可能、多种行动、多种方式、多个道路、多种结局。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抗辩和异议的工具，抗辩和异议，提供了改变现实的可能。

历史学家为了现实、为了未来才去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嗜古的偏好。为了确保当前社会走向期待中的未来，历史学家把过去邀请到现实中来，是为了看清楚我们究竟是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这样，历史学家以回到过去、与过去对话的方式参与现实，以保护我们的未来。

20多年前我刚留校在北大历史系教书的时候，担任新生班主任，给本班同学所办的杂志《南山石》投了一篇稿《梦见昌平园落雪》，主要是讲这个冬天会不会下雪，以及下不下雪与我们的主观努力究竟有什么关系。去年、前年和以前那些年份这个时候是不是下过雪，当然有助于我们预测今年同时期会不会下雪，然而过去也有过无雪的冬天。历史是有意义的，但是历史不能决定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有立场、有期望、有偏向。我们的期望也会有意义。我们期不期待下雪，意味着我们是不是参与了促成下雪。我写道：

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历史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是真正决定未来的，是我们的现实，是我们当前的立场、意志和选择，以及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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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是一辆自东向西穿越亚洲的大巴士。起点是

于都斤山，终点是伊斯坦布尔。这是漫长的旅行，

走过了很多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停靠。每一站

都有人带着行李上上下下。乘客中没人在乎这辆

巴士的起点是哪里、终点在何方，大家不过是搭车

走个短途。他们也从没想过他们与其他乘客间有什

么联系。有时车出毛病了，停下来修修，路上能找

到什么配件就用什么。经过很多年，当这辆巴士最

终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车上不大可能还有从起

点站上车的乘客了。而且，这辆巴士本身，也不再

是出发时的那个样子了。里里外外，都换成新配件

了。但这辆车还被称为突厥，而乘客都自称突厥人。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45年发表的《论民族主义》（Notes on Nationalism）之所以是一篇重要文献，不在于文中说出了“民族主义是由自欺煽起的权力饥渴”这样的名言，而在于指出民族主义者痴迷于历史书写的原因，就是他们要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脱离真实和现实的幻境，在这个幻境里，民族主义者可以获得胜利、优越与复仇的满足感，或是找到足以使“本民族”同仇敌忾的被欺辱的共同经历。“民族主义者都执着于这样的信念，以为过去是可以改变的。”“只要触及民族主义的神经，知性正直会消失，过去可以改变，最简单的事实可以否认。”民族主义召唤起最强烈的忠诚和仇恨，“一个人心里只要有了民族主义的忠诚或仇恨，有些事，哪怕明知是真的，也变成不能承认的了”，“忠诚感被激发出来，同情心就停止起作用”。于是就有了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有民族主义立场的历史学，就是民族主义史学。

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国家在起源意义上是互为因果的，而近代制度化和专业化的历史学，也与近代民族国家几乎同时发生和发展起来，这就注定了历史学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构建其基本骨架，而且主动服务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国际国内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民族主义史学是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忠诚于民族主义，以本民族为中心，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举例来说，世界各地的读者对这样的民族主义史学论著应该都是不陌生的——无论是不是国别史，在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叙述中，本民族总是最优秀最伟大，德性品质最好，总有许多个第一，对其他民族有功无过，本民族的历史总是最为悠久，要么是不断胜利、不断成长的历史，要么是曾经伟大、中间经历磨难、终于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一边倒的比较史，而本民族之外的那些比较对象，通常都是缺席的，都隐没在不言而喻之中。为了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领土主张，民族主义史学都会把现有国土说成自古以来的合法领土，还会强调历史上失去的领土，把领土争议中的他国说成理亏的一方。对历史上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民族主义史学总是把本民族描绘成和平主义者、助人为乐者、输出文化和财富者，并刻意强调受侵略、受凌辱的经历。民族主义史学不仅要激起读者对本民族（本国）的骄傲，还要激起读者对他民族（他国）的隔膜、敌意，甚至仇恨。

在现代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揭示“民族”是一个建构与再建构（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的过程之前，已有研究者发现民族并非如民族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自古而然，事实上民族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制造物，而历史论述在民族的制造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勒南（Ernest Renan）在1882年的著名演讲《民族是什么》（Qu'est-ce qu'une nation?）中说：“遗忘，或称之为故意搞错的历史，乃是民族创建的关键因素，职是之故，历史研究的进步常常会对民族性（的原则）构成威胁。”勒南相信，如果把那些错误的历史论述纠正过来，那么，民族的神圣性就会大大降低，国家以民族的名义所进行的种种侵略性、攻击性安排就会失去正当理由。勒南看到了历史学在民族主义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仍然认为阻止民族主义的极端发展还必须寄望于“历史研究的进步。

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Geary）在其名著《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中，对民族主义史学的负面影响有一段尖锐而沉重的批评：“现代史学诞生于19世纪，其孕育与发展，都是为欧洲民族主义服务的。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书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使得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成了一个富有毒害的垃圾场，塞满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毒物，其毒性已深深渗入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

霍布斯鲍姆...说：“历史学家之于民族主义，恰似巴基斯坦的罂粟种植者之于海洛因瘾君子：我们向市场提供基本原料。缺乏过去的民族不成其为民族，使民族成为民族的正是过去，使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敌对得以合理和正当的也是过去，而历史学家就是过去的制作者。”...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主义在其始发阶段，无论是在19世纪初的欧洲，还是在20世纪的亚非殖民地，高举民族大旗本来是为了扩展和联合更多人群，但后来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能却滑向在人群之间制造分离、区隔和限制。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从民族主义的仇外发展到民族—种族主义，几乎是一个普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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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话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历史。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不滥用或错用历史，关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确保这一职责得以履行的，是历史学家的美德：批判、怀疑与想象力。

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将会被揭穿、剔除和取代，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证据单一而使质疑者无可奈何。怀疑与批判的美德使我们不仅勇于揭破神话、创造新知，而且有助于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离。

书籍介绍

罗新教授近年撰写了许多“与专业反思有关”的学术随笔，反映他对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学工作的反思与理解。这些与他走出书斋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历史、发现中国、认识世界异曲同工，一个目的即追索历史的纵深感，尝试发现和讲述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本书用一系列个案讨论了诸如历史学家的美德、史料的运用及反思、历史叙述的多样及其背后的原因、历史的记忆与遗忘、怎样超越民族主义史学、古代民族的起源传说与神话、历史研究的想象空间、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进退波动、帝国帝制的内外轻重等问题，以历史学家的方式质疑传统的历史论述，示范了一种健康的看待和解释历史的态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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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历史。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不滥用或错用历史，关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确保这一职责得以履行的，是历史学家的美德：批判、怀疑与想象力。

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将会被揭穿、剔除和取代，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证据单一而使质疑者无可奈何。怀疑与批判的美德使我们不仅勇于揭破神话、创造新知，而且有助于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