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文景历史写作奖首奖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厘清王莽多重面貌，叩问儒家使命得失，新锐文史作家张向荣历史非虚构作品）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中国历史上，西汉与后世定型的“一家一姓”的朝代不一样。它不仅是一个朝代，更是中国儒家文化首次实现立法的新阶段。同时，西汉也是一个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在不到两百年的历史中，充斥着谶纬之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灾异变化、祥瑞谴告就与现实政治运动紧密相连。

生于西汉末年的王莽，幼年丧父，并没有得到作为外戚家族成员的优待。他从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为人处世之道，一跃成为家族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他借助“祥瑞”之说，重返朝堂；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步步高升，终合法建立了新朝。那他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十五年里，就从“天下归心”的“哲人王”成为了一个“天人共弃”的篡汉者？

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儒家理论的实践者王莽勤劳王事，建辟雍、制礼乐，恢复井田，赢得了同时代其他儒士的认可。那么王莽称帝的真正动力又是什么？王莽到底是邪恶无道的簒夺者，还是复古派的改革家？是儒教立国的决定者，还是演技精湛的政治表演家？

本书截取汉宣帝到新莽这一历史片段，从“祥瑞”这个视角切入，剖析王莽的个人、家族和政权相关的人物事件，再现了太后王政君、外戚王氏家族、刘姓皇室家族、儒家经师、官僚士大夫等在西汉末年政治舞台的角力，进而重新审视旋涡中心的王莽，以窥他和时代的真貌。

引子：皇帝之死

章 汉室

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二、汉家自有制度 

三、陈圣刘太平皇帝 

第二章 元始元年春正月：安汉公 

一、仓促之夜 

二、安汉公是什么称号 

第三章 王氏 

一、王氏之兴自凤始 

二、大司马王莽 

三、王莽的沉浮 

四、拨乱反正 

第四章 居摄元年春正月：摄皇帝 

一、吕宽大案 

二、事先张扬的婚礼 

三、从宰衡到赐九锡 

四、居摄：与周公异世同符 

五、皇太子：刘婴的身份 

第五章 经师 

一、驯服君主 

二、今古之争 

第六章 始建国元年春正月：皇帝 

一、从周公到尧舜的22天 

二、始建国传亿年 

三、改制与王制 

第七章 天下 

一、奇怪的战争 

二、皇帝的执政艺术 

三、再造危局 

第八章 始建国地皇四年十月：反虏 

一、回首故人千里远 

二、家庭 

三、登仙——！ 

四、反虏王莽安在？ 

余韵：孔子为汉制法 

本书涉及年号简表

世系图

参考书目

后记与致谢

张向荣

文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专栏作者，书评人。悠游经史，流连两汉，热爱并致力于非虚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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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锡，就是九种特殊的赏赐，但具体是哪些，先前并没有明文记载，王莽所受的九锡可能是参照了儒经和《左传》里的一些记载拼凑所成。到汉末给曹操赐九锡时，九锡才算定型。但拼凑就是一种“原创”，王莽之所以如此重视九锡，是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九锡意味着王莽自此可以合法使用天子的某些礼仪，行使天子的某些职责。

其次，通过赐九锡，原本初具框架的安汉公国得到了扩充。

安汉公国配置了宗、祝、ト、史官，还“皆置夫”，也就是说负责王莽的家庙祭祀、记录王莽言行的不只是几个人，而是成建制的服务机构。安汉公的宅邸曾是萧何旧居，赐九锡之后改居楚王旧宅，宅邸被大规模改造，装修均是“朱户”的天子之制。可以推断，楚王的王府一定比萧何的相府更大，规格更高，隐含着安汉公所对标的不再是“相国”，而是“在诸侯王上”了。至于封邑的户数，那就更多了，王莽在受禅之前，估计共获封六万户左右，而萧何只有万户，卫青、霍光大概是三万户。

刘邦约定的“皇族宪制”，至此彻底作废。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际执行且有据可考的赐九锡，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完成了。

九锡第一次出现就与改朝换代密切结合在一起，等到汉魏禅让，九锡制度成熟以后，隋唐之前凡是要搞禅位的都会先赐九锡。司马昭之心为什么路人皆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受了六次九锡，真是不厌其烦；宋齐梁陈的开国四帝，均受九锡；到了唐末，朱温在称帝之前，听说唐廷还要赐九锡，急不可耐地破口大骂，说明九锡“赐予权力”的象征意义已经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到了宋朝及以后，赐九锡变得罕见，宋之秦桧，明之魏忠贤，都有过大臣奏请赐九锡的记载，但均没有下文。赐九锡在皇权稳固时显得敏感，在改朝换代时显得多余，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叔孙通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仅通晓“千年大变局”，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与邦国、贵族与平民共存的场域，而是一人专制、编户齐民的帝国，而且他认为，儒学必须转型以适应这一时代。

先秦诸子都是“邦国时代”的产物，除了法家，都面临同样的 “转型”问题。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与皇帝共存。

法家，打个比方说其实是“管理学”，而非“政治哲学”，没有好恶，只论效率，“法、术、势”三个字冰冷而抽象，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

墨家，是平民的政治哲学，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徭役、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一旦帝国格局形成，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

道家，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价值等都没啥意义。因此，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或逃入山林，或归于宗教，拒绝世俗生活。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

唯有儒家，最为痛苦。

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人是目的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征荣耀、爱以吏为师、人是工具。

叔孙通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转型的痛苦，但不论是他想通了，还是被皇帝吓怕了，总之他出现在刘邦面前时，已经决然表现出要推动儒家适应帝国，积极向专制君主奉献力量的态度。

西汉的外戚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早在汉初吕后执政时期就已经形成，是母子亲情在家族事务安排上的制度化体现。外戚只要不染指皇权本身，拥有高官厚禄、以恩泽封侯、成为新贵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理论上皇帝同时拥有祖母、母亲、妻子三家外戚，像滚雪球 样会越来越大。但实际上，作为皇权派生出来的一股势力，外戚一般会随着皇权的更替而更替，新皇，旧外成隐退，新外戚登场。皇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皇后升格为皇太后，古人寿命又短，太皇太后并不得常有。所以，外戚也就可以更新换代，不至于尾大不掉，例如一一

汉文帝以外藩入朝，皇太后后的家族已经在政变中覆灭，所以他的母亲薄氏一家独大，没有争者；汉武帝时期，祖母窦太后、母亲王太后、妻子卫皇后虽然皆一时擅场，但时间上前后交替，基本上没有严重的相互干扰：汉宣帝自民间入朝，在亲政并灭霍氏家族后，祖母史氏、母亲王氏、妻子许氏三个家族虽然同时登场，但史氏、王氏本人已在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变”中被杀，许后也已被霍氏家族毒死，没有“后”的支撑，这三个家族的权势也就大打折扣；汉元帝时期延续了宣帝时期的外戚格局；汉成帝则是王氏家族独大，没有竞争者。

拒不隐退的外戚往往下场很，比如吕氏家族；隐退后牢骚满腹的下场也不会好，比如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去世，失势又不安分的魏其侯窦婴就死得很慘；有些外戚尚未登场就被赶了下去，比如汉武帝死之前赐死的汉昭帝生母钩夫人。

但任何传统，无论优劣，在时间的流逝下都会积累起足够多的弊端，外戚也不例外。刘欣登基后，外戚家族累积到极端的地步。

王莽到底图什么呢？答案是：“儒家圣王”的功业，即“儒家国际秩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天无二日，土无ニ王…（汉）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

从安汉公到王莽，来自四夷的祥瑞是王莽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必须代表华夏，把与四夷之间的关系按照儒家学说贯彻下去，“天下”有且只能有一个王者，就是他自己。不是他不想与四夷保持和平，而是这种和平必须得按照“内华夏而外夷狄”的国际秩序来构建，秩序优先于和平；就像在国内的经济领域，哪怕“儒家改制”破坏了经济，但改制的政治仍然优先于经济的稳定。

皇帝不这样做，就不会被认可为儒家的圣王，他受禅的前提、新朝的合法性等，都会受到根本损害。所以，即便打不贏，他也不会放弃政治上构建这一秩序的努力，整个新朝期间一直与匈奴保持着这种奇怪战争的局面。

与四夷关系的全面崩坏，是新朝在不具备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建立儒家国际秩序必然导致的结局。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失败，当然也就消解了以往积攒的祥瑞，王莽不是那个怀柔远人、万里贡赋的圣王，他甚至不能守住汉朝羁摩蛮族的遗产。

直接的影响显而易见：军费开支迅速消耗着昭宣以来积攒的财富，导致征税越来越重，臣民不仅要承担更重的经济负担，还要放弃耕种出兵打仗，这就使得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税收压力更大，形成了恶性循环。当流民四起，社会趋于动荡，人们仿佛回到了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不得休息的极端状态里。

任何政治事件起初都是混沌的，只有具备政治品质的人，才能准确决断出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盟友。判别敌友是认清局面、把控形势的前提，而下一步，只有同时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才能付诸行动，跟随或反对谁。而不论是决断还是行动，都应当迅速，避免哈姆雷特式的延宕。

正如王莽身边围绕着许多爱说符命的大臣，帮助刘秀成就帝业的功臣里也不乏儒生出身的官员将军。比如同学邓禹年十三通晓 《诗经》，冯异通《左传，贾复习《尚书》，等等。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专门从事经学的经师，也未必跟从过什么名师大儒，但这更反映了新朝对儒家的推崇已经淫浸到地方、基层，成为许多人普遍的教育经历。赵翼曾感叹说，“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

“儒者气象”，说明刘秀缔造的汉朝，已经和西汉大不相同了，他的皇朝延续了无数新朝的特质。在西汉，是一群儒家要改造帝国；而新朝，是帝国要标榜儒家。当王莽打造的儒家政教体系陷入危局、归于失败，儒家转向刘秀，在新朝制度的基础上为刘秀开出了新局。昔日，西汉皇朝没能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汉哀帝对汉朝“再受命”深信不疑却无能为力，刘秀则在西汉灭亡十几年后再起，证明了“再受命”的真实性。但这次，他就要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像新朝一样标榜儒家，不能将其送给他人了。

东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复兴了西汉，但延续了新朝政教的新汉朝！

用当时话说，就是“孔子为汉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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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汉室

邪径败良田，

谗口乱善人。

桂树华不实，

黄爵巢其颠。

故为人所羡，

今为人所怜。

——汉成帝时歌谣

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刘邦的隐忧

汉高帝十二年冬天2，刘邦刚刚在蕲西3 一带击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的军队，他令属下继续追击，自己启程返回长安。途径故乡沛县时，刘邦特意驻留，把当年的故人父老找来一起喝酒，选了一百二十个沛县子弟教他们唱歌。且歌且酒，刘邦喝醉了，亲自击筑，唱了一首著名的楚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罢，又让那一百多个年轻子弟们唱，他自己在众人面前起舞，“忼慨伤怀，泣数行下”。刘邦对这些故旧父老们说，他是“游子悲故乡”，其实也是衣锦还乡，所以他在沛县待了十几天，并永远免除了沛县和丰县两地的赋税。

不过，刘邦虽然自诩“威加海内”，却发出了没有猛士守四方的感慨，透露了他内心的不安全感。

明明外有刘姓子弟的诸侯国，内有从丰沛起家时跟随自己的功臣，为何刘邦还要说“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有理由对天下的局势备感忧虑，尤其是对自己死后这个国家能否维持下去并不是很有把握。这是因为，刘邦首先是个战国人，秦并天下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五岁4了，不必说在人均寿命只有二十几岁的秦汉，即使在21世纪，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的观念也已定型。刘邦出生的时候，“战国四君子”有三人还健在5，作为魏国的移民后裔、楚国的编户齐民，他性格上极度欣赏“窃符救赵”的信陵君魏无忌，还曾经给魏无忌的门客张耳当门客；风俗习惯上又属于楚文化。所以，在刘邦以及时人的观念里，天下属于列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后来，秦国分灭六国，各国君主退位，只比刘邦大三岁的赵政6成了皇帝。按照秦制，刘邦到咸阳去服徭役，有幸围观了出行的赵政，于是感慨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刘邦这才意识到，在列国的封建之外，还有一种集权的安排，还有一个比“王”更高的新鲜称号：皇帝。

此时刘邦所心仪的“大丈夫”，就不完全是信陵君那样的人物了。列国并立和皇帝一统同时进入了他的观念。

刘邦四十八岁时，也拉起队伍加入蜂起的反秦大军。他这个年龄是货真价实的“长者”，比起那些血统尊贵的六国旧贵族，比起光芒四射的年轻人项羽，刘邦显得比较边缘。好在，他遵照楚怀王的命令先进入咸阳，终结了已经去掉帝号的秦王国。刘邦可能会想起，仅仅几年前，他还在这里仰视皇帝，而今天却在这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汉王国。

在萧何的努力下，刘邦的汉王国延续了秦法，并仿照秦制改组建立了王国朝廷，继承了秦国的体制。

但是，这个体制只限于汉王国自身，至于天下要形成怎样的统治秩序，汉王国将来能走到何种程度，此时的刘邦未必有清晰的观念。用后来史家的话说，从秦亡到汉初，是一个“后战国时代”7。

“后战国时代”鲜明的特征，就是战国时期的旧贵族纷纷复国。项羽西楚霸王的身份，是各诸侯王的共主；刘邦后来在定陶称的皇帝，和嬴政的“皇帝”并不完全一样，而是更近于项羽的西楚霸王，也是诸侯王的共主、盟主。因此，这些诸侯王名义上是由刘邦所封，但各诸侯国的地位和刘邦的汉朝基本上是并列的，诸侯王统治的臣民也不把自己看成汉朝人。

刘邦的不安全感正在于此，他虽然是皇帝，但有效统治的范围并不及于诸侯国的土地，甚至也不及于功臣所封侯国的封地。怎么办？学习秦朝在天下普遍建立郡县制？把汉朝从秦朝继承来的体制应用到天下？

那要问各位诸侯王和跟随他的功臣，不必说诸侯王们肯定不答应，就是一般的功臣也未必答应。天下初定时，刘邦与功臣们在洛阳南宫聚会，他让功臣们说说为什么自己能代替项羽拥有天下，功臣们坦白，论“人品”刘邦肯定不如项羽，但刘邦能把打下来的土地给群臣，“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却嫉贤妒能，“得地而不予人利”。

这个对比看似赞美，细想来颇有攻击性，是在“告诫”刘邦，功臣们跟随他的真正动力就是能够分天下。刘邦当然听得出这个意思，绵里藏针地反驳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其一”，即刘邦并不想甚或不敢否定功臣的这番道理；但“其二”则是说，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位人杰“吾能用之”，言外之意就是强调我能驾驭这三个强的功臣，普通的功臣还是收敛一点为好。8

这番酒桌上的对话，揭示了刘邦得以建国，既因为“诛暴秦”的功绩，还因为他对外是诸侯王的盟主，对内是功臣列侯的盟主。9所以大家会支持盟主当皇帝，条件是可以“大者王、小者侯”，天下由列国分享是大家脑海里普遍的观念，不然，刘邦的下场就会和项羽一样。

据说刘邦曾经手敕儿子刘盈，说了一句话：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年倍于汝者，皆拜。10

此事未必属实，但仍可见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人之地位。

因此，所谓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并不是被预先选择或设计的制度，而是战国、秦、西楚以来的惯性；而依靠功臣、给功臣封侯，又是刘邦得以被其他诸侯王推举为皇帝的前提。

一个新政权建立，至少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建政”问题，就是政权如何组织。统治者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贯彻下去？怎么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怎么调动你所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

这其中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集权还是自治？另一方面是政权依靠哪些人来管理，怎么管理，怎么摆布功臣、宗室、外戚、文法吏、儒士在政权中的位置。

二是“建国”问题，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合法性在哪里，用何种意识形态立国，确立何种政教伦理。通俗地说就是，我凭什么让你们服从我：血缘与宗法？武功与暴力？收买与分赃？宗教与信仰？一个政权不论怎么得到天下，迟早且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教“德性”，否则就始终是流氓政*，不可能长治久安。

从刘邦建汉到王莽建新，其实就是对这两大问题进行解决、修正的过程。简单地说，从王国侯国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权“一人专制”11，给了王莽崛起于中央而不受地方挑战的机会；从汉初依靠功臣和宗室到依靠外戚，给了王莽身份上的先天优势；从延续秦政、依靠文法吏，到不断改制、依靠经师儒生，“王霸之道”让位给“周政”，给了王莽在意识形态上胜出的把握。

刘邦在沛县高歌起舞的时候，这两个问题他都还没有解决，只能任由自己在历史的惯性中沉浮。对没有猛士为他守四方的不安全感，他无力根*。

刘邦活着时，能做到的就是从洛阳迁都长安以防备关东诸国，同时尽量把个别诸侯国的土地变成汉郡，以及重要的是把异姓诸侯王基本上换成刘姓诸侯王，希望自家宗室子弟能够出于宗法血缘来拱卫嫡系。把这些事情做完，也就是在沛县高歌起舞之后半年，他就死去了。

刘邦留下的，是一个“建政”和“建国”均未完成的国度。

汉文有道恩犹薄？

刘邦临死之前，吕后问他，“陛下驾崩，若萧相国也去世，谁能代替他？”刘邦说，“曹参可以。”吕后继续问，“下一位呢？”刘邦说：“可以让王陵和陈平搭班子，让周勃当太尉（管军队）。”吕后再问继任者，刘邦说：“这就不是我们能知道的了。”

吕后问得如此详细，刘邦安排得也很明确，吕后却在刘邦死后秘不发丧，向这些勋臣们隐瞒，司马迁甚至认为吕后有杀光功臣的打算。直到四天之后，大臣郦商才通过吕后的宠臣审食其告诉吕后，秘不发丧意味着对功臣不信任，而现在功臣们内掌大权，外领重兵，如果这种不信任蔓延开，那就会群起攻之，刘氏和吕氏都会灭亡。

吕后这才发丧。

在刘邦已经明确授意功臣继续负责“政府部门”12 的情况下，吕后依然对功臣没有安全感。

这正是皇室在汉初面临的状况：汉朝内部，治权由功臣所掌握，刘邦安排身后的丞相任职，说明功臣牢牢把控着“政府”；外部，诸侯国虽然是宗室，但除了定期奉朝请13之义务，地位是独立的。国王自行选聘除丞相之外的官吏，而且官吏的名称印绶俸禄和汉朝等同；自己建立宫廷；自己征税自己用，还能收人头税。汉廷给这些诸侯王的文书，形式上等同于外交文书14，虽然号称君臣，实际上和敌国差不多，边境线上也互设关卡防备，一些重要军事物资比如战马，更是严禁流通贩卖。

20世纪80年代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里，记录了汉初汉朝对诸侯国的高度警惕：

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15

就是说，为汉朝守备的官员如果在诸侯攻打时弃城而逃，视同谋反，不仅本人腰斩，还要诛灭三族。这是极为严厉的惩罚。

在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势下，即位的皇帝刘盈无力应对，皇权主要靠吕后以刘邦妻子的身份来维持。

吕后是汉朝的个外戚，由此可见，恰恰是外戚保证了皇权的稳固。所谓“外”，那只是从宗法的角度来说，若从皇帝自身情感而言，比起叔伯、表兄弟们，母亲才是至亲。也就是说，外戚从一开始就是皇权的一部分，这一基因深深镂刻在汉朝的皇权之中。皇室要想对抗功臣和诸侯，外戚是必要的补充和依靠。吕后把吕氏家族的成员封为王，并让吕产当相国，维护的也是皇室的利益。

但这就侵夺了功臣和诸侯王的利益。所以吕后一死，关东的齐王刘襄率先发难，逼近函谷关，说是勤王，实际有夺取帝位之意图。刘襄是刘邦的长孙，他的二弟朱虚侯刘章、三弟东牟侯刘兴居都在长安，在他俩的策动下，汉朝的大臣们很快就与齐王里应外合，一举诛灭了吕氏家族。其中，刘章亲手杀掉了吕产。

诸侯王的势力如此强大，功臣们当然不敢取刘氏而代之，而是选择诸侯王即位。皇室的大宗嫡系仅延续两代即告灭亡，虚弱可见一斑。

若论功行赏，当然是由齐王刘襄继承皇位了，刘章、刘兴居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功臣们掌握着汉朝政府的实权，他们不愿意引入实力强大、外戚难以驾驭的齐王来继承皇位，以免再造吕氏，就拥立刘邦仅存的两个儿子中年长的代王刘恒为皇帝。

刘恒——就是汉文帝，并没有参与齐王的行动，在这次政变里，他是置身事外的。所以，当汉朝使臣来到代国，要迎他即位时，他非常谨慎，召集王廷的官员前来商议，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不能去：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16

这段话清楚地揭示了当时汉廷、诸侯和功臣三者之间的关系。代国的官员们将中央官员称为“汉大臣”，显然将汉朝和代国看作两个国家，也说明汉廷中央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功臣手中。功臣与皇室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一条心，而是“畏高帝、吕太后威”。而且，此时吕后所立的皇帝尚在位，所以，假如入主汉廷，会不会是阴谋？即使不是，恐怕也会受“汉大臣”们挟制，甚至有生命危险。

终代国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功臣虽然强大，但刘姓诸侯王更强大，“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17，所以，大可以放心去当皇帝。

刘恒于是决定即位，出于谨慎，他走一步看一步，到了长安附近的高陵就停下了，让宋昌进入长安观察。宋昌到了渭桥，受到汉朝大臣欢迎，刘恒才又进到渭桥。周勃跪上天子印玺，刘恒这才进入长安城，先住进代国驻长安的“驻京办”，等刘兴居驱逐了在位的小皇帝，刘恒才正式入主未央宫。连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接管长安军队；张武为郎中令，负责未央宫保卫，亲自在殿中彻夜巡逻。

这说明刘恒和刘邦、吕后一样，也对功臣不信任。入主汉廷后的个元年伊始，已经稳定政局的刘恒正式拜祭高帝庙，把母亲从代国接到长安，并颁布了改元之后的份诏书。这份诏书就说了一件事：褒赏诛灭吕氏的功臣和诸侯们。

但是，当了皇帝的刘恒，身份已经变了，在褒赏的背后，他看待吕后的真实态度会是什么？他真的会憎恨吕氏家族吗？

未必。

吕氏残害刘氏子弟，刘恒从情感上当然是反对的。但站在皇帝的位置上，刘恒应该会同情吕氏家族。因为，外戚是皇权的一部分，吕后并没有取刘氏而代之，而是在不断抵抗诸侯王和功臣，保卫皇室嫡系。吕后恰恰证明了外戚对于皇权的重要性。

刘恒从诛灭诸吕的政变中吸取的教训，并不是防范外戚，而是避免再次出现诸侯王领兵叩关，或是功臣发动政变废立皇帝这样的事。

此时，一个年轻人出现了。

他的名字叫贾谊。

贾谊值得多说两句。后世所熟悉的贾谊，是唐人李商隐那首名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里的贾谊，是一个怀才不遇、被君主所耽误的人物。事实上，自身陷于牛李党争、沉沦下僚的李商隐遮蔽了贾谊的真实面目，在司马迁笔下，贾谊的生平至少有两点可说：

，贾谊得以进入汉廷中央，是被上司，曾任河南太守、后被征为廷尉的吴公所推荐。司马迁特意交代了一个背景，这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同乡、学生，而且吴公治下的河南郡“治平为天下”18。能被吴公推荐，说明贾谊是一位有治术的人。第二，贾谊的主张，实际上颇为刘恒所采纳——只是没有全部采纳而已。熟习职场的人都能知道，一个刚从地方被举荐到中央的年轻人，被皇帝高度重视，连年升迁，即使不被言听计从，仍然说明他是一个“红人”，绝非怀才不遇。

贾谊就是如此，他的主张是汉朝要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当然，迫切的是让功臣列侯们回到自己的封国，不要待在长安；以及注意避免同姓诸侯王尾大不掉。汉朝之所以还不是真正的帝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功臣和诸侯王的权力太大，汉朝需要强化皇帝的权力。

刘恒及其继位者们的“建政”大业，就是沿着二十岁出头的贾谊所设想的目标徐徐展开。刘恒即位改元后不到三个月，就决意立太子，封舅舅薄昭为轵侯，以巩固皇权。文帝二年初，丞相陈平去世。按照贾谊的建议，刘恒趁机下诏，要求在长安居住的列侯都必须返回自己的封邑：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繇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19

就是说，古代的诸侯都是在封国统治自己的人民，现在很多列侯却住在长安，封邑的赋税物资要辗转运到长安来，耗费人力物力，因此所有列侯必须返回封国，有特殊情况不能返回的，让侯国太子返国。

此诏令一出，朝廷怨声四起。因为，这些居住长安的列侯其实就是跟着刘邦的那些功臣勋旧。他们留在长安不仅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在诛灭吕氏家族的时候，抱团串联，交通消息，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一旦返回封国，就被打散了。因此，这些功臣们开始抵制，大家拖着不走，彼此观望。一些勋臣更是大肆攻击贾谊年少轻狂，居心叵测，挑拨离间。

拖了一年，竟然没有几个列侯归国。刘恒于是在三年初下诏重申。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把绛侯周勃免去丞相之职，要周勃返回绛国，带头做表率。其他列侯功臣见周勃尚且如此，才不得不离开长安。刘恒统治期间，一直严格执行这个政策，从而消除了汉廷中央的功臣势力，代之以他从代国带来的旧班底。而付出的代价是贾谊受到了激烈的攻击，被先后外放为长沙王、梁王的太傅，这是贬谪，也是刘恒对他的保护。

功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威胁性是下行的；但诸侯王却恰恰相反，随着血缘的疏远以及年龄的长成，威胁性是上行的。事实上，诛灭吕氏家族时立下大功的齐王刘襄、刘章、刘兴居三兄弟，就是刘邦的孙辈里率先成人的，因为他们仨是刘邦长子齐悼王刘肥的后代。刘恒当了皇帝，齐王刘襄的目的落空，不久病逝，刘章、刘兴居十分难过，对刘恒表面称臣，暗地里又恼又恨。

文帝二年，刘恒将刘章封为城阳王，刘兴居封为济北王，看似赏赐，实际上城阳、济北本来就是齐国的郡，从老大的国上割下两个郡给老二老三封王，只能让刘章和刘兴居更加不满。

文帝三年，刘章去世，几年前还踌躇满志准备入主汉室的三兄弟，只剩下刘兴居满怀怨气地活着。刘章去世两个月后，正好赶上刘恒到代国视察与匈奴战争的前线，刘兴居以为刘恒“御驾亲征”，长安空虚，觉得机不可失，举兵造反，但两个月后就失败了，刘兴居自杀，国除。十二年后，刘恒又借齐国绝嗣之机，将齐国一分为六给了齐王的子孙，齐国被肢解，整个齐悼王世系对皇室的仇恨也就更深了。

与处置齐国的方式相似，另一个颇具实力的诸侯国淮南国也是国王刘长谋反，在被流放的路上自杀，国除；又过了十年淮南国被一分为三。

以刘恒的实力，在“建政”道路上只能走这么远：早立太子以防不测，让功臣列侯归国，并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和淮南国进行削弱。至于贾谊关于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等“意识形态”的政教主张，尚未提上皇室的日程。汉朝“建政”和“建国”的道路仍然遥远。

至于贾谊，则因为成就功名太早，未能理解这“道阻且长”的大业绝非一代一人所能完成，刘恒已经很不错了。因此，当贾谊照管的梁王不慎坠马去世后，他纠结于身为太傅的失职，更伤悼于壮志难酬的抑郁，不久死去，年仅三十三岁。司马迁将他和屈原合为一章立传，表面是哀怜贾谊的命运，实则是把贾谊和屈原拉到一起以批判帝王不识珍宝，以贾谊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此为司马迁之微言大义。多年之后，王安石更客观地反问说，“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而另一位诗人则说得更直白：“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媒体评论

传统史学把新莽贬入闰位，把古典末期的这个重要瞬间涂抹得怪诞荒唐。张向荣以深描细察的写作，让读者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和可能性的转折时代。——罗新

张向荣这本书很奇特，是历史写作中近年不多见的一部，作者划定了一个“客观史实、文学叙事、经验见识、个人褒贬”，作为写作、成书的标准。这本书极好的阅读体验，十六字中，有况味的是“经验见识”四个字。在我看来，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识”，在试图返回历史现场时，带着今天的视角、认知和感受，或说作者如同驾驶一辆时光机，在历史和现实的轨道上来回穿梭，褒贬、臧否起人物、事件来，潇洒自如，不落窠臼。——刘苏里

写得真好，章汉史简述，综合各种前沿成果，信息量超大。具体讲王莽的部分，已有研究本身较薄弱，可依傍的成果较少，行文从基本史料出发，舒缓而缜密，常识与识见，自在其中。——刘勃

这本书以汉儒学说为经，以帝国合法性建构为纬，从头捋清了王莽种种行为的动因所在。当我们把视角放大到整个西汉的国家观念演化，并以此来审视他的一生，会发现王莽的所作所为有一条清晰的心理脉络与时代因素。——马伯庸

他竟然把那么多细节连缀起来，通过王莽讲述了一个通透、完整、酣畅淋漓的儒学意识形态的政治失败史，这份功力着实让人惊讶。把历史写得通俗易懂且好看的人有不少，但这种写作往往是以史观、史论和历史模型的简单化甚至庸俗化为代价的，然而这本书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缺点。我对此深表佩服……你不能以为这只是一部普通的历史非虚构写作，那样它的价值就完全湮没了。——张笑宇  

张向荣博士的《祥瑞》，不仅仅是王莽的传记，而且把西汉的“建国”“建政”大业以及儒家如何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梳理得很清晰，令人豁然开朗。这本书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作为支撑，行文深浅适中，结构设计巧妙，幽默风趣，常有发人深思的犀利评论。对王莽、西汉历史和儒家这三个话题感兴趣的读者，都不妨读读这本书。我期待能够读到更多这样面向“受过良好教育、非专家”读者的中国题材历史书。——陆大鹏

前言

引子：皇帝之死

汉元寿二年六月戊午（公元前1 年8月15日），深夜。

像往常一样，长安城正在宵禁。按照汉律，即使官府也不许在夜间捉拿嫌犯。1 路上除了巡夜的卫兵，绝无闲杂人等。虽是温热的夏季，宁静的气氛里透出肃杀。

此时，一个从长乐宫，也就是太皇太后王政君住处出来的人在街上疾行，格外引人注目。知晓了他的身份，巡夜的卫兵们不敢阻拦，只偷偷猜测宫廷中又发生了什么事。

此人匆忙赶到一处闾里，穿过闾里和宅第的重门，很快见到了被叫醒的主人—太皇太后的侄子、新都侯王莽。王莽曾经担任大司马，但在六年前被免职，更在四年前被逐出长安遣回封国。一年多以前，他才被召回长安照顾姑妈王政君，眼下正赋闲在家。

使者传达了王政君的旨意：尽快收拾准备，立即赶去未央宫。

未央宫是皇帝所居的宫殿，汉家天下的心脏。

王莽虽属外戚贵族，但在外朝也就是“政府”没有任何职务，皇帝也没有赐予他能够进入内廷宫禁的身份。因此除非皇帝召见，王莽没有资格进入未央宫。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使者说出一个令王莽极为震惊的消息：刚刚，皇帝晏驾了！ 2

王莽的震惊，一是消息来得太突然。这位名讳刘欣，后人称为汉哀帝的年轻帝王，早已将王莽彻底赶出权力场。王莽四十四岁，皇帝才二十五岁，只要他活着，王莽注定将老死于户牖之下。二是汉廷必已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王莽迫切地想知道刘欣是否有遗言？倘若有，安排谁继承帝位？姑妈急召自己入宫是真是假？是吉是凶？……

大约一两个时辰之前，未央宫。

皇帝刘欣觉察自己即将大行，命令掌管玉玺的官员符玺郎取来传国玉玺和绶带—这是皇帝占有大位的标志—交给了陪伴在龙床前的二十三岁宠臣董贤，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无妄以与人。3

就是“不要随便交给别人”的意思。

说完不久，刘欣就晏驾了。他没有子嗣，也没有指定继承人。按理说，如此重大的消息应当尽快禀报太皇太后。天下没了皇帝，她的资格为尊贵，而且她居住的长乐宫与未央宫并不远。

但消息被董贤有意无意封锁了。

后人把董贤看作古代著名的同性恋者之一，刘欣的情人，典型的“佞幸”。这当然不错。董贤原本籍籍无名，是刘欣当太子时的太子舍人，为刘欣所爱慕。刘欣即位两年后，借故将他召回到身边担任侍从职务黄门郎。此后，两人朝夕相伴，形影不离。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4），定襄郡5发生了一件灾异，有匹母马生了一只三足的马驹。《汉书》后来认为，马是打仗的利器，三足的马怎么打仗呢？这就意味着将有一个不堪此任的人当上大司马。果然此后不久，二十几岁的董贤被拜为大司马，居上公之位，头衔包括高安侯、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成为帝国的二号人物，家人也迅速飞黄腾达，印证了三足马的灾异。

但这是他人眼中的董贤，刘欣可未必这么看。细察刘欣晏驾当日之情形，他虽然没有选定刘姓继承人，但把传国玉玺和印绶交给董贤的动作以及嘱咐，就像是一份交代后事的政治遗嘱，说得更清楚些，就是希望董贤当天子，起码也是要董贤来主持选择继位者。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一来因为传国玉玺不是一个只具有形式意义的印玺，而是高皇帝从秦帝手中继承的珍贵的东西，是刘氏家族合法统治天下的证物。二来，这已经不是刘欣次表达禅让的意思了。

初，董贤刚被拜为大司马时，册文里使用了“允执其中”，这句话出自《尚书》，是尧禅位给舜时说的。用在拜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里，显得非常扎眼。当时就有勋旧私下里议论，“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6，就是说用这四个字册立三公，别有意味。

第二次，是刘欣在未央宫麒麟殿与董贤父子等近臣饮酒宴乐，或许是出于试探，或许是借酒发挥，他看着董贤，从容一笑说：

吾欲法尧禅舜，何如？ 7

意思是，“我打算效法尧舜禅让，把皇位让给你，怎样？”这比起在册文里隐晦使用“允执其中”，当然更进了一步。

刘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禅让的愿望，在后世看来颇不寻常。东汉、曹魏、东晋末年的禅让，都是因为皇帝早已成为傀儡，大权已成权臣的囊中之物。但刘欣却是牢牢把控着皇权，既没有霍光这样僭越的权臣，也没有吕后这类越轨的外戚，更没有反叛的诸侯和入侵的外族。

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要将繁盛的帝国拱手相让给异姓，透露出他本人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帝制时代，皇帝的精神危机就是帝国统治危机的表征。

于是问题来了，刘欣的精神危机是什么？来自哪里？

从后人的视角看，刘欣死后不到十年，西汉就被新朝取代，演绎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二次改朝换代。这说明，刘欣的精神危机的确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的暴亡使汉朝陷入了空前危机。

但是，一般来说，王朝的覆灭往往与政治的败坏、经济的崩溃、文化的腐朽、版图的分裂、御外的失败相关联。而刘欣晏驾时的汉朝，基本没有上述问题，至少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诸如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自然灾害之类的社会问题当然存在，但对比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末的藩镇与黄巢、明末的叛乱与后金旁伺……西汉末年的时势根本达不到崩坏的程度。

从大的方面看，自汉景帝治内“七国之乱”以来，已经约一百五十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内乱了，称得上承平日久；外部，困扰了汉朝多年的匈奴问题也已缓和，从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追亡逐北、汉元帝派“昭君出塞”至今，汉朝与匈奴已经和平共处了三十多年，说起匈奴和自家亲戚的感觉差不多，西域的局面也很稳定。

生活在此时的西汉普通臣民，其富足程度虽然不宜夸张，但也绝没有要天下大乱的惨淡：战争的平息、社会的稳定带来经济增长，人口臻于极盛。据《汉书》记载，到汉哀帝的继任者汉平帝元始二年，汉朝的在籍人口达5959.5万人，垦田约827万顷，在两汉为阜盛。8

从刘氏的统治看，汉朝开国以来经历过多次皇权交接时的统治危机，多数看上去更严重。高皇帝死后吕后秉政、吕氏上位，靠的是高皇帝的一班勋旧功臣和刘姓诸侯发动政变，才得以扭转局势；汉武帝好大喜功，极度压榨民力，晚年的“巫蛊之乱”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汉昭帝八岁即位的危亡局面；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只当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霍光废掉，改立汉宣帝，局面一度危如累卵。

于是另一个问题来了：以往更严重的局面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为什么刘欣之死会导致汉朝统治的空前危机，并且汉朝终没能挺过去？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一个笼统的答案是：以往的危机只是权力危机，而此时的危机是合法性危机。所谓合法性，就是“天意”。权力危机不出长安城，甚至不出未央宫；而合法性危机则遍于天下。

刘欣的精神危机，其实就是汉室的合法性危机。

汉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剑取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政权要长治久安，就不能纯粹以武力这种粗鄙野蛮的方式作为合法性来源，需要设计一套文雅、仁义、道德的高尚理由或者说政教伦理才能行稳致远。在当时，关于政教伦理的解释权掌握在儒家手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德性”。

汉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意味着它能否具备统治的合法性。

而汉朝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应。天上、人间、地下是一个浑然的世界。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反正鬼魂不灭。地理对应着星图，星宿对应着君臣。上天不语，但会通过地震、水旱、蝗虫等“灾”和日食、陨石、谣言等“异”，抑或雉鸟、嘉木、彩云、甘露等“祥瑞”来表达意志。

这些灾异和祥瑞，有对未来的预兆，有对过去的褒贬，体现了上天对统治者的真实态度。儒生通过儒学的“理论”和数术的“科技”，掌握着解答灾异和祥瑞寓意的钥匙。由此，汉朝的统治、儒家的理念、上天的意志，就集中体现在灾异和祥瑞上。

其实，汉朝的合法性危机，早在汉昭帝时期已有征兆，朝野流传起刘姓皇室即将失去天命的可怕预言。那是距刘欣晏驾七十七年前的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霍光掌权时期。泰山、莱芜山的南边有块巨石自己竖了起来，石头旁边还有数千白色的乌鸦聚集。与此同时，皇家园林上林苑里有一棵枯断在地上许久的大柳树忽然复活，也立了起来，有虫子把树叶吃成文字，是五个字的谶语：

公孙病已立。9

此时，汉廷有个担任符节令10 的中央官员名叫眭弘，是位儒家人物。他根据《春秋》推断：这些灾异意味着“王者易姓告代”“匹夫为天子”11，也就是要改朝换代；鉴于“汉家尧后”，汉室是尧的后代，所以汉昭帝应该主动退位，禅让给舜的后代“公孙氏”。

霍光见此，认为“妖言惑众，大逆不道”12，将眭弘杀了。

这件事情的后续，一方面，汉昭帝死，昌邑王被废，霍光改立汉宣帝。汉宣帝原名刘病已，又是汉武帝的曾孙，正好符合“公孙病已”的谶语。所以，眭弘的大胆进言被证明是真的，原以为预示汉朝灭亡的灾异，实际是汉宣帝登基的祥瑞。汉宣帝后来征眭弘的儿子入朝为郎，有报答之意。

但另一方面，这次预言被证实，又强化了王朝改姓易代的必然性，使得汉室必定退位自此成为一股暗流，涌动在朝野之间。其实，眭弘当时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让霍光称帝13，因为推演族谱，霍氏被认为能追溯到舜。

于是，汉昭帝的继承人汉宣帝为了对冲这种舆论，积极回应执政期间出现的地震、日食等灾异，向臣民展示自己的大度胸怀和化解危机的能力；同时大力宣传各种祥瑞，略略统计一下，汉宣帝时期不断有凤凰在全国各地出现，甘露频繁降临未央宫、上林苑，神爵（也就是神雀）多次出现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五色鸟铺天盖地飞过，更罕见的是出现了黄龙。汉宣帝一共只有七个年号，至少有四个来自祥瑞：神爵、五凤、甘露、黄龙。

纵览汉宣帝时期出现的祥瑞，数量几乎可与王莽时期相媲美。

事实上，灾异和祥瑞本质而言是一回事，汉宣帝的做法一时巩固了天下对刘姓仍然葆有天命的信心，但也对灾异和祥瑞的信仰推波助澜，使得朝野对异象蕴含的预言愈加深信不疑。合法性危机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生根发芽。

到了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孙子汉成帝时期，这类预言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一些儒家信徒根据“五德终始”“汉家尧后”等说法，笃信只要继任者的祥瑞不断出现，尧的后代刘姓一定会禅让给舜的后代，火德终究被土德取代，这是不可违的天命14。

这就好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时的人们恰恰因为和平稳定太久了，才会盼望天命转移，认定汉室让贤将会带来更美好、更公平正义的明天。

在这一“客观规律”的“历史必然性”下，扮演“历史偶然性”的就是刘欣的突然晏驾，以及我们的主角王莽仓促登上历史舞台。因此本书并非旨在提供又一部王莽的传记，而是考察帝制时代人们追求并“实现”儒家版“理想国”的一段历史，并在接下来的细节里窥探舞台上谁是玩偶、谁是主人，有何教训、有何经验，以及看罢这场戏剧后是感到充实抑或虚无？

让我们从巍巍汉室说起……

注释：

1 程政举：《汉代诉讼制度研究》，第198页，法律出版社，2010。按照捕律，官吏不得夜闯民宅捉拿嫌犯，如发生，嫌犯有权反抗，官吏则会被追究责任。以前有句老话“夜闯民宅，非奸即盗”，观念与此相同。

2 《汉书·王莽传》，第4044页：“哀帝崩……太皇太后……遣使者驰召莽”，中华书局，1962。

3 《后汉书·张步传》，第500页，中华书局，1965。

4 公历和古代历法并非对应，年数对照取约数，后文同。

5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

6 《汉书·董贤传》，第3738页。

7 同上。

8 《汉书·地理志》，第1609页；总数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统计取约数，第17页，商务印书馆，2014。

9 《汉书·眭弘传》，第3153页。

10 符节令，隶属少府。孟祥才认为是“符节县令，符节，今四川合江”，见《王莽传》，第38页，人民出版社，2016。此说误，西汉时该地称“符”，王莽改名为“符信”，东汉建武间始改名为“符节”。

11　程政举：《汉代诉讼制度研究》，第3153、3154页。

12　程政举：《汉代诉讼制度研究》，第3154页。

13　西嶋定生：《秦汉帝国》，第3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4　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中华书局，2006。

书籍介绍

★上追尧舜，禅让称帝，王莽究竟是民选的圣主，还是篡汉的罪人？

★新锐文史作家、网红书评人张向荣首部历史非虚构作品

★罗新、刘勃、陆大鹏力荐

★搁置定论，厘清王莽真容，揭示两汉皇权真相

丰厚细节，再现政途跌宕，叩问儒家使命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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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学把新莽贬入闰位，把古典末期的这个重要瞬间涂抹得怪诞荒唐。张向荣以深描细察的写作，让读者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和可能性的转折时代。

——罗新

★写得真好，第一章汉史简述，综合各种前沿成果，信息量超大。具体讲王莽的部分，已有研究本身较薄弱，可依傍的成果较少，行文从基本史料出发，舒缓而缜密，常识与识见，自在其中。

——刘勃

★张向荣博士的《祥瑞》，不仅仅是王莽的传记，而且把西汉的“建国”“建政”大业以及儒家如何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梳理得很清晰，令人豁然开朗。这本书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作为支撑，行文深浅适中，结构设计巧妙，幽默风趣，常有发人深思的犀利评论。对王莽、西汉历史和儒家这三个话题感兴趣的读者，都不妨读读这本书。我期待能够读到更多这样面向“受过良好教育、非专家”读者的中国题材历史书。

——陆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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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始元年（公元前1年）春正月，汉室迎来一件千年未有之祥瑞。来自极远之地的蛮夷“越裳氏”到长安朝贡，献上一只白雉、两只黑雉。白雉出现，意味着天下出现了道德流布四夷的王者。刚即位的汉平帝年仅9岁，越裳氏上一次到中土献雉，还是周成王时期，见的是辅佐幼主的周公。——难道所谓“王者”，是刚刚稳定了西汉政局的大司马王莽？这极有可能是王莽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可臣民们怎样看待这位功德超群的外戚权臣与周公相媲美？是诧异、震惊，还是觉得锦上添花？

★中国历史上，西汉与后世定型的“一家一姓”的朝代不一样。它不仅是一个朝代，更是中国儒家文化首次实现立法的新阶段。同时，西汉也是一个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在不到两百年的历史中，充斥着谶纬之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灾异变化、祥瑞谴告就与现实政治运动紧密相连。

★生于西汉末年的王莽，幼年丧父，并没有得到作为外戚家族成员的优待。他从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为人处世之道，一跃成为家族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他借助“祥瑞”之说，重返朝堂；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步步高升，最终合法建立了新朝。那他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十五年里，就从“天下归心”的“哲人王”成为了一个“天人共弃”的篡汉者？

★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儒家理论的实践者王莽勤劳王事，建辟雍、制礼乐，恢复井田，赢得了同时代其他儒士的认可。那么王莽称帝的真正动力又是什么？王莽到底是邪恶无道的簒夺者，还是复古派的改革家？是儒教立国的决定者，还是演技精湛的政治表演家？

★本书截取汉宣帝到新莽这一历史片段，从“祥瑞”这个视角切入，剖析王莽的个人、家族和政权相关的人物事件，再现了太后王政君、外戚王氏家族、刘姓皇室家族、儒家经师、官僚士大夫等在西汉末年政治舞台的角力，进而重新审视旋涡中心的王莽，以窥他和时代的真貌。